次日，花旗使馆的会客室内，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毯上划出明暗相间的条纹。孔庸之展示了礼盒中的钻石耳环，在说明来意、表达对公使夫人寿辰的祝贺之后，他巧妙地切入正题，言语间透露出对某些风声的关切与求证。
公使大人听完，没有立刻回答。他背着手，在铺着厚重地毯的房间里缓缓踱步，皮鞋落地无声。他的目光几次似无意地掠过那打开的首饰盒，里面躺着的钻石耳环散发着耀眼的光泽。终于，他在窗前停下，转过身，镜片后的眼神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慎。
“孔先生，”他的声音平稳，带着外交官特有的克制，“东瀛的外务大臣石井正在与我国的国务卿进行一系列谈判。目前，已经进入具体条款的敲定阶段。一旦双方达成共识，将会发表联合声明并签署协议。”
他略微停顿，观察着孔庸之的反应，然后继续说道：“届时，我国将正式承认东瀛在华夏的“特殊利益”。相应地，我们在华的合法权益，也将获得东瀛方面的承认。”
他走近两步，语气加重，带着明确的告诫，“这只是基于我们良好合作关系的私下告知。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这番谈话。你是位成功的商人，我听闻华夏商人最重“信用”二字。我想，你应该不会是个例外。”
一阵尖锐的屈辱感，像冰冷的针，猝不及防地刺入孔庸之的心底。凭什么？我华夏的土地、权益，要由你们两家在遥远的他国谈判桌上，像分割一块蛋糕般私下商议、彼此认可？
这股怒火几乎要冲口而出，但他脸上肌肉只是几不可察地抽动了一下。他迅速垂下眼睑，掩盖住所有情绪，再抬起头时，面上已恢复了惯有的、略带谦逊的笑容。
他躬身，施了一礼，声音平稳得听不出一丝波澜：“请公使大人放心。我完全理解，也绝对遵守游戏规则。”
步出使馆大门，午后的阳光刺眼而灼热。坐进车里，关上车门，将那庄严的建筑隔绝在外，孔庸之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冰冷的凝重。
屈辱感仍在胸腔里灼烧，代价也已付出，但至少，他得到了那个至关重要的确认，心里有了底。
只要紧紧依托花旗这棵大树，东瀛方面，至少在明面上就难以肆意妄为。他们的外务省既然已有了与花旗交易的打算，就不会轻易反对花旗势力在华的进一步扩张。
这，便是他眼下可以借力、可以周旋的狭窄缝隙。车窗外，街市喧嚣，而他眼中的世界，已是一张布满暗流与算计的棋局。
一个国家抓住历史机遇走向富强实属不易，然而能否成为真正的大国，却需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东瀛无疑已是强大的工业国，却缺乏这样的底蕴。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基因，使其虽为强国，行事却往往流于鸡鸣狗盗之径。
北洋政府宣战之后，各国对华夏多是赞扬之声。虽其中掺杂各自利益，但表面文章一个比一个做得周全。唯独东瀛例外。
东瀛公使在致北洋政府的外交照会中称：“值此华夏宣战之际，确信本国将使两国之友好关系愈加紧密敦厚”，并“愿尽力协助、斡旋，以使贵国获得国际大国应有之地位与尊敬”。
然而照会送达仅十余日，东瀛便撕下伪装，露出真容。眼看毛熊日渐势微，东瀛再也按捺不住。
先是以三百余名宪兵突然包围奉天辑安县城，拘捕多名警察。在雨帅及北洋政府强力交涉之下，方得释放。随后又在珲春、锦县等地频频寻衅滋事。
其公开敲诈东三省地方政府，在退兵协议中提出六项苛刻要求：包括允许东瀛架设庆源至珲春电话线；承认东瀛派遣人员常驻该县；由珲春县知事向领事馆提交谢罪状；全体警察须赴领事馆谢罪；承诺不得干涉珲春商埠内东瀛一切经营；并租借市场于高丽。
更扬言威胁：若不接受上述条件，帝国军队将立即处置被俘官吏，以“破坏秩序罪”判处监禁。
不久之后，东瀛更在青岛、济南、张店、坊子等多地设立民政总署，挂牌办公，公然行使行政统治权。其职权范围涵盖民事诉讼、矿产开采、税务征收、道路修筑，乃至学校、医院的兴办与管理。俨然于华夏领土之上，另立国中之国。
与军部及驻华机构的激进姿态不同，东瀛内阁中尚有清醒之士。他们清楚，西方列强不过是因欧战缠身暂时无暇东顾。一旦战事结束、列强回神，必定会强势介入东亚事务。到那时，手段恐怕不会温和，已到手的利益也难免要被迫吐出更多。
因此，石井此次与花旗国的谈判，正是要在欧战落幕前敲定利益的划分。在东瀛看来，如今花旗国一家独大，不但是诸国的债主，更通过借款收购了大量西方资产。只要花旗点头，其他列强便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在理清全局脉络后，孔庸之心中已有对策。常年周旋于洋商与公使之间，他深谙西方之道：他们固然重视契约，却更看重自身利益。一旦时机成熟，便不惜强推新约，或借势修约。至于钻条文空子、利用契约漏洞、乃至片面解读条款，更是惯用手法。
换言之，花旗国即便眼下接受与东瀛的条约，待列强喘息已定，也必然向东瀛发难。既然如此，眼光便须放远——他应当尽快投向花旗一方。况且就眼下局势看，东瀛也绝无与花旗翻脸的底气。
谋定而后动。孔庸之随即召集汇通商行全体股东，陈明自己的判断与打算。他的方案直接而果断：允许花旗银行入股，以一百万美金出售商行三成股份，将商行牢牢系上这艘大船。
他在会上劝导众人：“诸位经商，总免不了与官府往来。自北宋以来，官商结合便是最如鱼得水的发展之道。数百年来，“红顶商人”之名，那个商人不趋之若鹜？可时至今日，你我皆已看清：所谓红顶，不过是官府田中待割的稻子，风雨一来，最先倾倒。而依托洋商，才是稳妥之途。无论北洋、地方，乃至东瀛，对西方皆不敢轻举妄动。商行要做大并非难事，但要不沦为刀下鱼肉，唯有寻得一座靠山。我觉得花旗，正可当此任。”
经他一番剖析，众股东皆深以为然，一致同意向花旗银行出售股份。这步棋，正是孔庸之谋局中的关键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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