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裕三十二年九月将尽的时候，《东周列国志》已写到了第三十六回。从第二十二回“公子友两定鲁君”到第三十六回“晋重耳周游列国”，周景昭以每两日一回的速度稳稳地写着。
晋国骊姬之乱，公子重耳出奔，辗转狄、卫、齐、曹、宋、郑、楚、秦，颠沛流离十九年，最终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回到晋国即位，是为晋文公。周景昭在重耳离楚入秦的段落里，写了一段原着中没有的独白——重耳站在楚国边境的界碑旁，回望楚地的山川，对随臣赵衰说了一句话：“十九年，八国。人问我，何以能忍。我说，不忍，便是死。”
澄心斋将这些书稿一回收齐，便以每十回为一卷，刊印发售。从第四回至第十回的第一卷，第十一回至第二十一回的第二卷，第二十二回至第三十一回的第三卷——每推出一卷，便像在江南士林的水面上投下一枚石子。石子落水的声音，从杭州传到苏州，从苏州传到湖州，从湖州传到绍兴、宁波、松江，传遍整个江南。
但这一次，澄心斋的触角伸得比江南更远。祝掌柜按照周景昭的吩咐，将《东周列国志》的刊印本通过宁州商会的商路，送往了大夏境内所有设有澄心斋分号的城市。金陵、扬州、庐州、南昌、武昌、长沙、成都、洛阳、开封、太原、济南……甚至远至关中的长安。宁州商会的商船载着白砂糖、棉布、铁锅和酱料南下北上，船舱底层的防水油布下，便是一捆捆澄心斋刊印的《东周列国志》。商路所至，书便所至。
江南本就是天下文风最盛的地方。苏州的茶肆里，湖州的画舫上，杭州的勾栏瓦舍中，说书先生们纷纷将《东周列国志》搬上了醒木案。
柳铁嘴在醉仙楼说到“重耳十九年”时，满堂茶客静得像一池死水。他说到重耳在狄国娶妻生子、一住十二年，齐桓公将女儿嫁给他、他又在齐国住了五年，说到那些漫长的、看似毫无希望的等待时，茶客中有人低声说了一句——“这不就是熬吗。”柳铁嘴听见了，醒木一顿：“正是。霸业不是打出来的，是熬出来的。”
金陵夫子庙的书市上，《东周列国志》前三卷被抢购一空。书贩们派伙计守在澄心斋金陵分号的库房门口，等着下一批印本出库。
扬州盐商的园林里，养着戏班、养着说书先生的老爷们，开始让说书先生专说《东周列国志》。有一位退休的盐运使听完了“管夷吾病榻论相”，沉默良久，对身边的幕僚说了一句话：“管仲临死对齐桓公说的，不是推荐谁，是告诉他——从此以后，你要一个人走了。”幕僚不解。盐运使便没有再解释。
成都的茶铺里，说书人用川音说《东周列国志》，说到骊姬夜泣“彼夺我国，我乱彼家”时，满堂茶客拍案叫绝。长沙的岳麓书院，学生们将书中周景昭添的那些批注抄录下来，在宿舍里传阅争论。
“霸业之始，必以血沃”、“义可服诸侯，威不可服诸侯”、“不忍，便是死”——这些原着中没有的句子，被一遍一遍地抄写、背诵、咀嚼。
澄心斋长安总号将《东周列国志》前三卷摆上了书架，位置是进门最显眼的那一架中层。长安的士子们早就听说过这部书——从江南来的客商、从运河上来的漕丁、从南中来的马帮，都在口口相传。
书一上架，三日便售罄。国子监的学生们，有人将“祝聃射周王中肩”那一段抄在扇面上，摇着扇子在监里走过。祭酒温叙白看见了，让学生把扇子拿过来，展开看了一眼，便还了回去，什么也没说。
杜绍熙的案头也摆了一部。他是在政事堂值夜时读的，读到“楚熊通僭号称王”那一段，将书合上，端起茶盏，望着窗外的夜色，坐了很久。萧临渊是从杜绍熙那里借去读的，还书时只说了一句：“此子胸中，有万古江河。”
这些消息通过澄心斋的密报网络，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杭州别院周景昭的案头。祝掌柜将各地的销售数目、读者身份、士林反应，分门别类，汇编成册。他做账房的本事，全部用在了这部书上。
周景昭翻看那本册子时，看见成都茶铺里说书人拍案叫绝的记录，嘴角微微一弯。看见长安国子监学生将“祝聃射周王中肩”抄在扇面上时，他的目光停了一瞬——那是七弟周禾安在户部观政时结识的国子监生。
销售所得的银两，祝掌柜每十日结算一次，由澄心斋杭州分号直接划入紫阳书院的专款账目。乔安每回看见那笔数字，算盘珠便拨得格外响。他在棉纺工坊和晒盐基地之间两头跑，晒得黑瘦了一圈，但那双账房先生的眼睛依然沉静而锐利。
“王爷这部书，臣粗算过。从第四回到第三十六回，江南本地售出两万余册，外埠售出一万三千余册，合计三万四千余册。每册售价银二钱，扣除刊印、纸张、运输、铺面诸项本钱，净利约银四千两。这还只是前三卷。等后续各卷陆续刊出，先买书的人便会向后未买的人炫耀，销量还会往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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