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五章
鲁迅先生曾慨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话放在谢金毛身上，可谓严丝合缝，量身定做。
谢金毛原是垦殖场职工。那几年，“上访”仿佛成了各行各业的万能钥匙——民办教师讨要补发待遇，乡镇老八大员要求补缴社保，电影放映员吵着转正，连当年计生“扒房队”的清理队员也闹着要回岗……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前年起，垦殖场职工也加入这行列，上访理由是要参照国企改制标准，索要一次性安置补偿。
在向阳，垦殖场职工大多本是务农的农民，有田有地。仅有少数人在场办企业工作。这些年，多数垦殖场已转为村居。对那些确无田地、属企业编制的职工，县政府已按政策尽力安抚。
而谢金毛，分明是磨山垦殖场土生土长的农民，只因七十年代在磨山竹编厂当过一年临时销售员，便一口咬定自己是“正牌”的企业职工。
二十年前，谢金毛就举家迁往县城。靠着他老婆起早贪黑、勤扒苦做，在县城开了家豆腐店，日积月累，竟也攒下一份家业。更在县城主街口盖起一栋四层小楼，一楼三个门面，两个出租，一个自家经营南杂店。凭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只是两个儿子不成器，读书不成，只好帮着母亲收豆子、磨豆腐，偶尔也给谢金毛看看店、进进货。
谢金毛原本不算刁蛮，甚至忌讳别人知道他是偏远磨山人。自打搬进县城，二十年再未回过远山镇磨山村。
他家对街，就是向阳县最大的垦殖场——旗庄垦殖场的服务大楼。八十年代，这服务大楼是全县响当当的“一号”招待所，那时节，哪个大队干部若能在这儿住上一两晚，回村足够吹上三天牛。
进入2001年后，服务大楼效益一落千丈，人浮于事，资金短缺，管理落后，工资都发不出，渐渐沦落为县城最低档的招待所。小小一个招待所，下岗职工竟达二百八十多人。
服务大楼早已资不抵债，改制条件一概不具备。为求稳定，旗庄垦殖场绞尽脑汁，多方筹措，好歹为这些职工解决了基本生活费并缴纳社保。
随着向阳县近两年“上访运动”风起云涌，旗庄服务大楼二百八十名下岗职工也加入了上访大军。
2008年7月，他们集体涌向县政府，黑压压几百人举着横幅，嚷着闹着前行。谢金毛坐在店里瞧见这阵势，交代小儿子看店，自己溜出去看热闹。
那天，县长亲自接访，答应了部分诉求。大部分职工欢天喜地散去，唯独几个刺头留在接访中心旁的草地上。为首的“光头”狂嚣：“兄弟们瞧见没？政府怕咱们！江湖传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依我看，咱得去省城、去北京！要闹就得按县里大企业标准，一次性补偿加生活费！光咱们几个不够，得把所有人都发动起来！”光头一鼓动，几个人连声叫好。
这一切，都被旁边的谢金毛瞧在眼里。他凑上前，试探着给每人敬了根“硬中华”，赔着笑脸道：“各位兄弟，我是磨山垦殖场企业职工，不知能不能加入你们？”
光头见他人高马大，还抽着中华烟，心想此人可用，便信口应道：“成啊！一起干！顺带把你的问题也解决了！”
谢金毛如蒙圣恩，兴冲冲道：“几位兄弟，中午我做东，请你们吃饭！”
“好！够意思！”光头兴奋拍板。
中午几人开怀畅饮。谢金毛本就口才了得，几杯酒下肚，更是口若悬河、夸夸其谈。加上光头等人抽他的好烟、喝他的好酒，一番吹捧，谢金毛顿时飘飘然，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打那以后，他便与光头几人成了上访“死党”。
光头等人见谢金毛家境殷实，便常聚到谢家“共商大计”。
2008年底，五人首次赴京上访。旗庄垦殖场书记亲自进京接人。五人竟闹着要坐飞机回向阳。回来后自觉志得意满，在谢家聚得更勤，密谋着下一步动作。
向阳县信访联席会判断，谢金毛已成该团伙头目，责令远山镇全力稳控谢金毛，并责成旗庄垦殖场设法稳控并瓦解光头四人。
汪鹏程亲自登门家访。考虑到谢金毛等人暂无违法行为，决定以礼相待，便与宋建斌、镇司法所长等人，在县城高档酒店设宴相请。
当晚，谢金毛携全家赴宴。
汪鹏程让司机备好一条烟和酒，谢金毛却摆手道：“汪书记，不必。我家开着南杂店，我自带来了。反正您也是花钱，我这两瓶五粮液和一条软中华就按市场价算。”边说边撕开中华烟，一人发了一包，剩下两包径自塞回袋子，又顺手开了五粮液，那架势，倒像是他做东请客。
看着精于算计的谢金毛，汪鹏程强忍不悦，只得依他。
席间，汪鹏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政策、摆道理，一口一个“谢大哥”，叫得谢金毛心花怒放。
谢金毛酒量惊人，四杯下肚面不改色。眼见两瓶五粮液见底，他才慢悠悠开口：“汪书记，您仗义，请我全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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