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的指令，通过武汉地下党仅存的几条秘密渠道，迅速地传递了出去。
像是在一潭死水里投入一颗石子，涟漪无声地扩散。
整个武汉的地下力量，像一台被重新激活的精密机器，围绕着一个新的核心，开始重新高速运转。
潜伏在各个行业的同志，都接到了同一个任务。
调查日本人。
调查那些在公开或私下场合，流露出对战争扩大化不满，或是对特高课行事作风反感的日本人。
调查那些与特高课系统素来不和的日本人。
调查那些近期与国民党，特别是汪精卫政府高层有过频繁接触的日本人。
这是一次在刀尖上进行的拉网式秘密排查。
风险极大，任何一个环节的暴露，都可能导致整个武汉地下网络的覆灭。
但效率也高得惊人。
潜伏在日方高级餐厅“菊下楼”的同志，留意着那些独自饮酒、神情忧虑的日本官员，从他们醉后的抱怨中筛选有价值的信息。
伪装成黄包车夫的同志，在拉着日本乘客穿过颠簸的街道时，竖起耳朵听着车厢里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前线战事和国内经济的担忧。
在日军俱乐部里打扫卫生的清洁女工，也在收集着那些被丢弃在字纸篓里的报纸和信件草稿，寻找着字里行间隐藏的派系斗争痕迹。
米店的地下室里，时间变得格外漫长。
王雷和队员们轮流休息，但没有人能真正睡着。
老周的双眼布满了血丝，镜片后的目光却愈发锐利，他守在联络点，像一只警惕的蜘蛛，等待着蛛网上传来的任何一丝震动。
一名年轻的交通员，扮作卖馄饨的小贩，敲响了米店的后门。
他将一个滚烫的油纸包递给开门的老周，低声说了一句暗号。
“老板，三碗馄饨，多加辣油。”
老周接过油纸包，入手很沉，里面并非食物。
地下室里，王雷打开了那个油纸包。
里面是一沓厚薄不一的纸条，有的是从账本上撕下来的，有的是香烟盒的包装纸。
上面用各种笔迹，记录着一个个日本人的名字，以及与他们相关的碎片化信息。
这是第一批汇总上来的情报。
“铃木，四十二岁，大阪商人，抱怨战争导致棉纱价格飞涨，生意难做。”
“田中，三十五岁，‘东亚日报’记者，私下称陆军部都是一群疯子。”
王雷一张一张地翻看着，神情专注，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整整三天。
情报像涓涓细流，从武汉的各个角落，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这个小小的地下室。
最终，一份长长的名单，摆在了王雷的面前。
名单上，有二十多个人的名字。
有腰缠万贯，只希望在中国稳定发财，反对战争扩大的日本商人。
有忧心忡忡，担心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外交孤立的外务省中层外交官。
有表面亲日，实际上为英美情报机构工作的日本记者。
甚至还有几名看不惯特高课飞扬跋扈，认为他们“玷污了武士道精神”的日本陆军军官。
每一个人的名字后面，都附带着一份尽可能详细的资料。
包括他们的背景，职务，社交圈，以及近一个月来的详细活动记录。
油灯的光芒将王雷的影子投射在墙上，一动不动。
他已经对着这份名单，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旁边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烟雾在狭小的空间里缭绕，呛得人眼睛发酸。
老周和队员们都不敢打扰。
他们知道，王雷的大脑，正在进行着一次极其复杂的信息筛选和逻辑推演。
王雷的手指，在名单上一个一个地划过，像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沙盘演习。
第一个被排除的，是那些商人。
手指在“铃木”、“渡边”这些名字上轻轻划过，没有停留。
商人的本质是逐利。
他们会抱怨，会发牢骚，但要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对抗特高课，去对抗“凤凰计划”这种级别的国家级阴谋，他们没有那个胆量，更没有那个动机。
他们的反对，仅限于口头上。
第二个被排除的，是记者和外交官。
笔尖在“田中”、“山本”的名字上顿了顿，随即也划了过去。
这些人，或许有获取情报的渠道，甚至有反对“激进派”的动机。
但他们的身份太敏感，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各方势力的监视之下。
他们就像在玻璃房子里活动，很难进行真正隐秘的调查和对抗。
而且，他们的力量层级不够，无法对军方的核心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王雷的目光，最终停留在了那几名军方人员的身上。
根据旅长李逍遥在电报中的战略分析，日军内部的派系斗争，最激烈、最不可调和的地方，恰恰就是在军队内部。
陆军部和参谋本部的矛盾。
皇道派和统制派的斗争。
特高课虽然凶名赫赫，但在许多传统的陆军将领眼中，不过是一群靠搞阴谋诡计上位的“下等人”，是依附于军队的寄生虫，根本不配与他们这些出身名门，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的精英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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