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傍晚，小白鼠拖回来块碎布，上面绣着半只狼头——是“耳东会”的记号。我捏着那块布，指腹蹭过粗糙的针脚，突然想起陈宜中上个月见过元军使者，当时他说只是“虚与委蛇”。
“郑龙在吗？”我往码头跑时，正撞见郑龙带着水兵卸粮草，他甲胄上的海盐还没刮净，是刚从厦门前线回来，“给你个差事。”
郑龙抹了把脸，水珠顺着下巴滴在甲板上：“刘将军尽管吩咐，水里火里，不含糊！”
“陈宜中要叛逃。”我把布块扔给他，“他的十二艘船明早离港，你带三十艘快船，假装护送，到了江口就扣下。另外，”我指着厦门的方向，夜色里能看见远处的火光，“孛罗的残部在那边重整，你顺路把他们的粮仓烧了，给文相解解围。”
郑龙眼睛一亮，猛地一拍船板：“早就看那老小子不顺眼！保证完成任务！”他转身时，腰间的水师令牌撞在船帮上，响得像声战鼓。
次日天刚蒙蒙亮，码头就飘起了薄雾。陈宜中穿着簇新的锦袍，正指挥家丁搬最后一箱货物，箱子上贴着“瓷器”的封条，却被我看出底下露出的铁角——是镣铐。吴燕殊的银狐混在码头的狗群里，对着一个戴斗笠的人低吼，那人手背上的狼头刺青，在薄雾里闪着黑亮的光。
“陈大人这是要带多少‘瓷器’去越南？”我笑着走过去，故意踢了踢那口箱子，“莫不是想在那边开个铺子？”
陈宜中笑得比哭还难看：“刘将军取笑了，不过是些土产，给那边的酋长送个礼。”他转身想登船，却被郑龙的水兵拦住，船头的“宋”字旗突然升起来，在晨雾里猎猎作响。
“陈宜中，你勾结元军，私运军械，还想跑？”郑龙的吼声惊飞了芦苇丛里的水鸟，水兵们举着突火枪围上来，枪托在甲板上顿出整齐的闷响。
戴斗笠的人突然拔刀，却被黄丽的箭钉在船板上，斗笠滚落在地，露出元军斥候的发髻。陈宜中的家丁们想反抗，被水兵们的长棍打得抱头鼠窜，有个家伙想往水里跳，被吴燕殊放出的水蛇缠住脚踝，在水里扑腾着喊救命。
搜查船舱时，士兵们从“瓷器”箱里翻出的，竟是百副镣铐和十捆铁链；贴着“布匹”封条的箱子里，藏着乌铁和硫磺；最底下的暗格里，还压着张地图，用朱砂标着崖山的布防——是陈宜中偷偷画的。
“孛罗许了你什么好处？”我踩着他的锦袍，剑鞘顶住他的咽喉，“安南王？还是黄金万两？”
陈宜中瘫在甲板上，涕泪横流：“是他们逼我的！他们抓了我儿子……”
“你儿子在临安的义庄里，吃得好睡得好。”我从怀里掏出封信，是临安密探昨天送来的，“上周还帮着义军修补弓箭，比你这当爹的有骨气。”
他突然像被抽走了骨头，瘫在那里不再说话。郑龙让人把他捆了，铁链在甲板上拖出刺耳的声响，像在给这出闹剧敲丧钟。
午后的阳光透过硝烟，给厦门港的礁石镀上了层金。我站在“破浪号”的船楼，望着郑龙的水兵们把元军粮仓的火把扔进去，火光冲天而起，映得海水都成了红的。石敢当骑着马从岸上奔来，手里举着面元军的黑旗，旗角还在滴着血：“刘将军，厦门夺回来了！孛罗的残部往泉州跑了！”
码头上，百姓们正围着卸粮的士兵欢呼，有个瞎眼的老婆婆摸着麻袋里的糙米，笑得露出没牙的牙床：“这下能给孙子熬粥了……”她身后的少年举着木剑，正跟着士兵们练劈刺，剑穗上的红绸，在风里飘得像团火。
吴燕殊的飞鸟落在我肩头，腿上的字条是文天祥写的：“崖山已安置妥当，我在福州等你带临安义军回来。”字迹依旧苍劲，只是末尾多了个小小的墨团，像是不小心滴上去的，又像是故意留下的记号——那是我们约定的“安心”暗号。
我望着远处的海岸线，剑在鞘里轻轻震颤。陈宜中的船被改造成了运粮船，正往崖山送粮草；陆秀夫和张世杰该在布置防线了；文天祥大概又在府衙写他的《指南录》，笔尖划过纸面的声响，该和士兵们的操练声混在一起了吧。
暮色里，福州城的炊烟升起来，混着海风的咸腥，在天上织成张巨大的网。我知道，这网里网着的，不只是粮食和兵器，还有无数人不想退、不能退的念想。
剑刃在夕阳下泛着冷光，上个月的伤疤突然不再疼了。或许就像文天祥说的，有些伤不是用来疼的，是用来记的——记着为什么而战，记着要护着谁往前走。
下一站，临安。那里有等着我的旧部，有未拆的门板，还有必须接回来的民心。船开的时候，我听见郑龙在哼文天祥新写的歌，调子有点哑，却像块烧红的铁，能把所有的犹豫都烫成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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