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这十几年的皇帝生涯，若用朝堂上的标准来看，可谓败笔重重。
他像个闯进宴席的“愣头青”，不止一次掀了桌子——将那些世代围坐、享用大明江山的“基本盘”们，从金樽玉盏换成了粗陶破碗，更亲手从他们碗中扒出一多半的米粮，将他们席面上的肥鸡蒸鱼，硬生生切下一大半，端给了殿外风雪中那些衣衫褴褛、眼巴巴望着殿内的饥民。
于是，濒死者得以喘息，绝望者看见了微光，无数原本永无资格姓名上史册的蝼蚁之民，竟也被他生拉硬拽，碰触到了那张象征着权力与生存的桌沿。
因此，别看这大明天下风雨如晦，山河欲裂。
在那些被夺了食的“体面人”咬牙切齿的诅咒背后，朱由检这个名字，在尘土与血汗之中，却真真实实地凝聚起一股灼热而沉默的力量——那是一批愿为他效死的“愚忠”。
不要小瞧了百姓的力量。他们平日沉默，并非愚钝，只是生计重担压在肩上，无暇空谈——家中有妻儿待哺，有高堂需奉养，田里的庄稼、零散的短工，哪一样不比知乎者也紧要？
他们的力量，不在朝堂奏对，而在泥土之中，在生计之间。
面对这场几乎撼动大明根基的乡绅叛乱，疮痍遍地。尤其是那些叛逆勾结满清，引十余万铁骑蹂躏河南后，又直扑江南。劫难之惨烈，前所未有。
然而，就在满清大军拔营东去的烟尘尚未散尽之时，河南的土地上，一种沉默而磅礴的力量已然开始涌动。
断壁残垣间，百姓们默默扶起倒伏的房梁，整饬荒芜的田垄；集市上，商贩们擦去门板上的血污，重新摆出货物；驿道旁，歇脚茶棚的炊烟再次袅袅升起。不过月余，竟已恢复了五六分生气。
这奇迹般的复苏，固然因朱由检力排众议，不惜以战时非常之策，调集物资、派遣官吏与医者深入疮痍之地，与时间抢命。
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泥腿子们用脚投出的信任票——若不信朝廷真能站稳脚跟，不信这秩序能够归来，谁肯将最后的种子埋进土里，将仅存的银钱投入买卖？他们的重建，本身就是最坚定的支持。
同样的故事，也在山西、陕西、山东上演。
孙传庭在朔州扎下铁砧，将叛军与汉八旗残部死死锁住，虽一时难以剿灭，却为山西换来了宝贵的喘息之机，阻断了糜烂的蔓延。洪承畴在山东则展现了另一种才能，抚平创伤，恢复生产，让惊魂未定的人们重新听到了鸡鸣狗吠的平静生活。
大明朝的根基，或者说，朱由检用了近二十年时间重新夯实的这个王朝的根基，其深厚程度，已然超越了紫禁城的宫墙，延伸到了波涛万里之外。
崇祯十九年，持续了十几年的节衣缩食与宵衣旰食，终于迎来了第一波扎实的回报。
这回报并非仅仅来自土地，更来自海洋。一条条海船如殷勤的信使，穿越风浪，为这个饱经内忧外患的帝国输送来续命的血液。
粮食，堆积如山的粮食，开始源源不断地在天津港卸下。这其中，有来自西班牙盟友的慷慨支援，更有南洋诸国“慷慨解囊”的成果。当然，白银也如流水般支付出去，但在这烽火连天的时节，能按平价获得救命粮，本身就是一种近乎于“馈赠”的国际情谊。
这一切，绝非凭空得来。
它是朱由检十几年如一日，精心编织的一张覆盖东亚海域的“公正秩序”之网结出的果实。
他摒弃了天朝上国惯有的傲慢，转而以一种罕见的、尊重契约与主权的姿态，维护着周边小国的权力、尊严与领土完整。
在他的影响力所及之处，欧洲殖民者的战舰与商栈变得格外“守规矩”。
无他，庞大的大明市场是令人无法抗拒的磁石，而皇帝保护贸易伙伴的意志，则是一柄悬在头上的利剑。敢越界欺压大明认可的朋友，代价可能就是被逐出这个世界上最庞大、最繁荣的贸易圈。
时至今日，环顾寰宇，拒绝与大明贸易几乎等同于经济自戕。
大明是奢侈品、手工业品的顶级卖方，更是粮食、原料、白银与技术最大的买方。它掌握着市场的定价权与规则定义权，一个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已初具雏形。
这些跨越重洋运来的粮食与物资，迅速转化为帝国肌体复苏的能量。
它们被精心调配，一部分用于稳定收复区的民心，成为“朝廷有信”最直观的证明；另一部分则作为战略储备，支撑着孙传庭、洪承畴等将领在北方前线构筑防线，稳住阵脚。
暖阁内，
朱由检捧着一盏温热的铁观音，靠在椅中，神情是罕见的惬意。
天下烽火连天，他这个大明皇帝难道真不着急么？
自然是急的。
胸中那团火，日夜灼烧，未尝有一刻熄灭。
但急有何用？
慌乱只会催生错误，焦虑解决不了积弊。
既然无用，那便不必摆在脸上。或者说，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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