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安城的残阳，似乎都带着一股洗刷不去的血色。昔日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的帝都，如今处处是断壁残垣与焦黑的木料，空气中弥漫着烟尘与尚未散尽的肃杀之气。然而，就在这片巨大的废墟之上，一种新的、粗糙而充满生命力的秩序，正被强行建立起来。
蒙元大汗铁必烈，并未住在保存尚算完好的旧日皇宫深处，而是将他的金帐直接设立在了已被焚毁大半的太庙广场上。这是一种无声的宣告：旧有的祭祀与法统，已被铁蹄踏碎，新的神只与规则，将由他来订立。
帐内，牛油巨烛燃烧，映照着那张棱角分明、如同草原雄鹰般的面孔。他听着麾下将领与刚刚投诚不久的原东唐降臣们的汇报，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铺在狼皮褥上的巨大地图。
“陛下，山南李成全所部匪军，据守沂山，已被华木黎将军剿灭，斩首万余，余众溃散。”
“江淮之间，张畴聚集溃兵，自称忠义军，劫掠州县，已被阿术将军击破，张畴授首。”
“川中……仍有零星抵抗，但已不成气候。”
一条条捷报传来，意味着北地最后成规模的反抗力量正在被迅速扑灭。铁必烈微微颔首，脸上并无喜色，仿佛这一切理所应当。他的目光，越过地图上那些被标注已平定的区域，最终落在了东南一隅，那里被特意用朱砂勾勒出一个醒目的圆圈。
“癣疥之疾已除，然心腹之患犹在。”铁必烈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却带着金石之音，让帐内瞬间安静下来，“叶飞羽，杨妙真……葬龙坡之败，非战之罪，乃我军轻敌，亦是彼辈确有非常之能。”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帐内那些面露不忿的蒙元诸将领，以及眼神闪烁的原东唐帝国的降臣，缓缓道：“然，国之大事，在戎在祀，亦在民心与根基。欲破东南，必先稳固根本。朕意已决，即日起，以金安为中都，立国号‘圣元’，承天命，统御四海！”
此言一出，帐内众人，无论蒙元还是原东唐的文武大臣，皆躬身称颂。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铁必烈绝非只知杀戮的莽夫，他深知要统治这广袤的农耕文明之地，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他随后颁布的一系列政令，展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与深远的战略布局，可称之为“定鼎九策”：
中枢双轨： 表面上，他仿照东唐旧制，设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大量任用安福山等原东唐高官，给予其处理民政、财政、司法之权，以示“宽仁”，安抚士心。安福山被册封为“镇南王”，享三司仪仗，成为新朝一面耀眼的招牌。然而，真正的决策核心，是他身边的“怯薛”宿卫与由蒙古亲贵组成的“忽里台”会议，所有重大军国要务，皆由此出，汉官不得与闻。朝会之上，蒙古贵酋可带刀直入，高谈阔论，而汉人官员则屏息凝神，位列下首，等级森严，一目了然。
军事镇戍： 推行“探马赤军”镇戍制度。将全国划分为数百个万户府，要害地区、交通枢纽、大城重镇，皆由绝对忠诚的圣元、色目万户长统兵驻守，形成一张覆盖北地的军事控制网。投降改编的数十万“新附军”，则被打散编制，派往各地承担筑城、漕运等杂役，或被驱为前锋，消耗于对残余抵抗势力的清剿中。这些新附军待遇低下，器械简陋，往往一战即溃，其存在本身，就是对反抗意志的持续消耗。
人口置换： 颁布《徙民令》，从岭北、辽阳、甘肃等地，大规模、分批次地迁徙原蒙元、色目部众南下，以“计丁授田”的方式，安置于山北、山南、河东等战略要地，建立“屯垦庄园”。这些新移民自成体系，与当地原东唐百姓杂处，其语言、信仰、习俗如同水滴石穿，悄然改变着地方的社会结构，旨在从根本上瓦解潜在的反抗基础。大量原本属于东唐士绅的良田被强行征用、分配，引发了无数血泪冲突，但在铁蹄的镇压下，反抗的火苗迅速被扑灭。
经济钳制： 设立“诸路宝钞提举司”，强行发行“中统交钞”，规定与金银兑换，并用以征收赋税，试图掌控经济命脉。同时，对东南地区实施严厉的经济封锁，严禁茶叶、铁器、食盐、布帛等战略物资南流，也阻断东南的海外贸易通道，企图从经济上绞杀叶杨联盟。沿江沿海，圣元水师巡逻日益频繁，查缉走私，凡有违禁，货物没收，人员处斩，绝不姑息。
文化笼络与分化： 宣布开科取士，但考试内容加重经义、策论，削弱诗词歌赋，并实行“民族分榜”，保障圣元、色目人的仕途优势。同时，征召原东唐翰林院学者，编修《大元一统志》，以此标榜正统，笼络文人。对佛、道等宗教领袖加以册封，利用其影响力稳定民心。但对于任何私下传播“怀念故唐”、“诽谤新朝”言论的行为，则严厉镇压，文字狱初现端倪。
驿站情报网： 在原有驿站基础上，扩建形成一张空前密集、高效的“站赤”系统，规定非军事紧急事务亦可通过驿站传递，实则将其打造成覆盖全域的情报网络，监控地方，传递政令军情，速度远超以往。凭借此网，铁必烈虽坐镇中都，却能对各地风吹草动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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