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杨初现(下)
乾元十年,四月初一。
伴随着紫金山巅最后一丝残雪消融,帝国大学迎来了新学年的开学典礼。
被松柏环绕的大操场“振铎场”上,黑压压站满了近千名新生,按照各自学院分列。青色(文、数、农)、蓝色(医、科)、绛紫(军事)、海蓝(航海)等不同颜色的崭新学袍,在春日朝阳下汇成一片色彩分明却又朝气蓬勃的海洋。
高台之上,帝国大学司业、文学院山长、华盖殿大学士韩宜可须发皆白,精神矍铄,正以苍劲而平和的声音,向新生们阐述着大学的理念与期望:“……尔等今日踏入此门,便不再是为一己之功名,一家之富足。帝国大学所求,乃是为国储才,为天下养士!望尔等于此,既研习圣贤经典,明理修身;亦探索格物新学,求真务实。望尔等将来,无论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皆能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志,以所学报效国家,造福黎庶!”
台下新生无不肃然聆听,心潮澎湃。
站在队列中的杨士奇,目光沉静,将韩宜可的每一句话都默记于心,深感此言与己志相合。
队列里的杨荣,则一边听,一边观察着台上诸位名震天下的司业、山长们,心中暗暗揣摩他们的性格与学术倾向。
杨溥站在文学院队列稍后位置,腰杆挺得笔直,双拳微微握紧,只觉得胸中有一股热气在奔涌,仿佛看到了母亲含辛茹苦的面容和未来无限的可能。
开学典礼后,新生们领取了课程简章、宿舍钥匙,正式开始了在帝国大学的学习生涯。
帝国大学的学制灵活而严格。除了所选学院的必修课程,学生还需选修一定数量的“通识”课程,并完成指定的“实践”学分。
课程安排紧凑,每日晨起有晨读或晨练,上午下午各两节大课,晚间则是自习或小组研讨。每月有月考,每学期有终考,竞争之激烈,远超想象。
“三杨”虽分属不同学院,但因住得近,又志趣相投,很快便形成了固定的学习小团体,常常一同上课、自习、探讨问题。
文学院的课程对杨士奇而言,如鱼得水。
经史子集精讲、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策论文章写作、诗词歌赋鉴赏……他深厚的功底和沉稳的思辨能力,很快得到了教授们的注意。
尤其是主讲《春秋》与《通鉴》的刘三吾老先生(兼任文学院教授),在一次课堂辨析“郑伯克段于鄢”的深层政治伦理时,杨士奇引经据典,不仅分析了《左传》本文,更结合《谷梁》、《公羊》异同,以及历代注疏得失,最后提出“ 亲亲之情与社稷之责之冲突,非独郑伯,后世君王将相常困于此,关键在于制度与教化能否提供缓冲与规范”,见解独到,逻辑清晰,令刘三吾捻须良久,当众赞了句:“后生可畏,颇得《春秋》微言大义之要。”
这评价在文学院新生中引起不小震动。杨士奇却依旧淡然,只是课后更加埋头于图书馆的浩瀚典籍之中。他深知,大学藏龙卧虎,自己这点学识,远未到自满之时。
杨荣在数算学院的日子,则充满了挑战与乐趣。
课程包括《九章》深化、新式筹算、基础几何与测量、天文历算入门,甚至还有一门叫做“数理推演”的课,专门训练逻辑思维。
杨荣天资聪颖,反应极快,常常是教授题目刚出,他心中已有数种解法。但他并不满足于解题,更热衷于探究不同解法背后的原理,以及如何将数学应用于实际问题。
一次在“数理推演”课上,教授墨筹(兼任数算学院教授)出了道关于漕船运粮效率优化的题目,涉及变量与简易函数关系。
多数学生还在冥思苦想,杨荣已迅速列出关系式,并提出了根据水位、风向动态调整船队编组的优化方案,虽然略显理想化,但其思路之清晰、运用数学工具之大胆,让素来严厉的墨筹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点评道:“思路活络,不泥于古,能连实际,颇合格物致用之旨。然实际河务牵涉更多,需多察实务。”
课后,杨荣兴致勃勃地拉着杨士奇和杨溥讨论,如何将这种优化思路推广到驿传、甚至刚刚听说的铁路调度上去,听得杨溥一愣一愣的,杨士奇则沉思道:“勉仁此法,确有启发性。然《周易》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任何成法,日久必生弊,需因时因势而变。你这以数算推演求变通之方,暗合此理。”
杨荣抚掌笑道:“还是士奇兄看得深!我这点机巧,不过是术;士奇兄所言,才是道啊!”
杨溥在文学院的学习,则显得格外艰辛刻苦。
他的基础比起许多家学渊源的同年,确实薄弱一些,尤其是经学典籍的熟悉程度和辞藻文采。但他有着一股令人动容的狠劲与韧性。
每日最早起床诵读,最晚离开自习室。笔记做得一丝不苟,不懂之处,必反复查阅,或虚心向教授、同年请教,从不因出身寒微而羞于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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