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北京的风依然料峭，但空气中已隐约可闻某种宏大叙事破土而出的躁动。江南省委书记沈一鸣从中央某重要会议归来，带回来的不仅是更清晰的政策信号，还有一种近乎灼人的紧迫感。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凝重如铁。常委扩大会议已经持续了四个小时，争论的焦点，正是秦墨那份《关于“四万亿”背景下统筹“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促创新”的若干紧迫思考与对策建议》。
“秦墨同志的担忧，有道理。”分管工业的副省长首先开口，指尖点着报告上关于“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地方债务风险”的部分，“现在下面确实有点‘一哄而上’的苗头。但是，”他话锋一转，看向沈一鸣和秦墨，“现在的首要矛盾是‘快’，是‘重’！全国都在抢跑，我们江南省基础好、底子厚，这时候不抓住机遇大干快上，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把下滑的指标拉起来，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有些程序，是不是可以特事特办？有些风险，是不是可以在发展中消化？”
“我同意。”一位来自经济大市的老常委接口，声音洪亮，“秦副书记说的‘精准滴灌’、‘全周期监管’，理念很先进。但现实是，项目不等人，资金不等人，兄弟省份更不等人！我们在这里研究怎么‘管好’，人家可能已经开工了，钱已经拨下去了！等我们一套流程走完，黄花菜都凉了！我认为，当前的核心是解放思想，放手让下面去闯、去试！出了问题再纠正，也总比坐失良机强！”
他的话代表了不少急于出政策、显能力的地方官员心态。会议室里响起一片附和的低语。
秦墨一直沉默地听着，面前的烟灰缸里又多了几个烟头。他知道，自己的建议触碰了一些人“弯道超车”、“政策变现”的冲动，也挑战了某些习以为常的运作模式。
沈一鸣书记轻轻敲了敲桌子，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秦墨身上：“秦墨同志，你怎么看这些意见？你的建议，会不会束缚了手脚，耽误了战机？”
秦墨掐灭烟，站起身，走到会议室前方悬挂的全省地图旁。他没有直接回答沈一鸣，而是指向地图上几个重点标注的区域。
“各位领导，请看这里，江州新区，规划了五个大型物流园区，直线距离不超过二十公里。再看明州沿海，三个县都在申报‘海洋工程装备基地’，技术来源相似，市场预期重叠。还有这里，”他的手指划过几处山区县，“都在抢报风电、光伏项目，对电网消纳能力和生态影响论证不足。”
他转过身，面对众人，声音沉稳而有力：“这不是解放思想，这是无序竞争；这不是抢抓机遇，这是重复建设、资源内耗！中央的‘四万亿’，是应对危机的‘弹药’，是托底经济的‘压舱石’，更是调整结构、谋划长远的‘种子基金’！如果我们现在图快、图省事，把这宝贵的‘弹药’打成‘霰弹’，把这‘压舱石’扔进‘内耗’的漩涡，把这‘种子’撒在盐碱地上，那我们才是真正的历史罪人！”
会议室安静下来。
“我理解大家着急的心情。我比任何人都希望江南省的项目能快上、早上。”秦墨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但目光更加锐利，“但‘快’要有‘快’的章法，‘上’要有‘上’的质量。我的建议，不是要捆住大家的手脚，恰恰是要为大家‘松绑’——从同质化竞争、低水平重复的‘内卷’中解脱出来，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到真正具有战略性、带动性、创新性的好项目上去！是要建立一套公平、透明、高效的竞赛规则，让真正的好项目、好企业脱颖而出，得到最快的支持，而不是让会跑的、会要的、甚至敢违规的占先！”
他拿起那份关于“明州海工”和郑国权关联的密报（已作脱敏处理）：“这是一份警示。已经有人盯着我们的‘四万亿’，想钻空子，搞渗透，甚至进行战略干扰。如果我们自己内部还是粗放式管理，还是‘谁胆大谁先上’，那就是给这些人可乘之机！到时候，损失的不仅是资金，可能是产业安全，甚至是更长远的利益！”
他又拿起陈长风的信：“这是一份呼声。我们的企业家，真正在做实业、搞创新的人，在担心什么？担心宝贵的资源被‘热钱’挤占，担心人才被‘快钱’挖走，担心国家振兴实体经济的决心，在基层执行中走样、变形！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机制，保护好这些‘种子’，培育好创新的土壤，那么即使投资拉动了今天的GDP，我们输掉的是明天的竞争力！”
沈一鸣书记深深地看了秦墨一眼，缓缓开口：“秦墨同志的话，值得我们深思。‘四万亿’是良药，但用药必须对症，剂量必须精准，服药后的反应必须密切监控。我们不能因为病情紧急，就乱投医、下猛药。我同意秦墨同志的基本思路。江南省的行动，必须体现‘快、重、准、实’的完整要求，必须在应对危机中，为长远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埋下健康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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