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这番毫不留情的尖锐质问，如同刺破华丽锦袍的锥子，瞬间捅破了那层被历代统治者精心粉饰的“吏治清明”窗户纸。
空气仿佛凝固了。
陆德明张了张嘴，最终颓然坐下，那“吏治清明”四个字，他自己说出来都觉得底气不足，更遑论反驳李建成列举的血淋淋现实。
逢灾必祸，丰年亦有卖儿鬻女，贪腐屡禁不止……这些都是他们为官数十载，或亲眼目睹，或心知肚明，却往往选择在煌煌奏章与道德文章中有意无意忽略、淡化的残酷真相。
孔颖达闭上眼，长长叹息一声。
他想起了每冬风雪中冻饿而死的流民，想起了山东大旱时地方官仓鼠雀耗远超存粮的账册，想起了门生故吏私下抱怨的“潜规则”与“常例钱”。
圣人教诲的“仁政”、“爱民”，在层层叠叠的官僚机器和根深蒂固的利益网络面前，有时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李纲的指尖微微颤抖，他一生以清流自许，也曾弹劾过贪官，推行过善政，但确实如李建成所言，贪官如韭，割而复生。
他内心深处一直有种无力感，却总将其归咎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或个别帝王、宰辅的德行能力问题。
从未像今天这样，被李建成近乎冷酷地直指——这可能是某种结构性、周期性的痼疾，是“人吃人”的社会下，阶级固化与人性自私交织的必然恶果。
李建成见火候已到，话锋虽依旧凌厉，却从纯粹的批判转向了更具建设性的诘问，声音在寂静的厅堂中回荡：
“诸位先生饱读史书，明察古今。自秦汉以降，哪朝哪代不曾高喊‘吏治清明’、‘爱民如子’？可哪朝哪代真正解决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哪朝哪代能让贪腐绝迹，让寒门永有上升之阶，让百姓再不惧灾年饥馑？”
他目光扫过众人，一字一句，敲打在每个人的心坎上：
他目光扫过众人，一字一句，敲打在每个人的心坎上：“因为旧有的路，已经走尽了！靠士族垄断经典解释权来维系道德高地？可道德文章做得再好，填不饱百姓的肚子，挡不住胥吏的盘剥！靠察举、科举从固定圈子里选拔官员？选上来的，多少是真正通晓民瘼、擅长实务的干才？又有多少是熟读经书却只知党同伐异、维护自身阶层的‘精致利己者’？靠严刑峻法威慑贪腐？可法条是人执行的，利益网是人织就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千年以来，何曾真正禁绝？”
“今日我等不谈朝政，如何禁止贪官横生那是我家二郎要操心的事，咱们都是文化人，虽说文无第一，但诸位先生均是当今士林执牛耳者，便只聊教育，诸位先生，敢问在你们心中，何为教化？”
一群平均年龄六十岁上下的老学究被李建成这个不过而立之年的后生怼的内心凉凉，大家虽说对李建成那句都是文化人极不认同，但也没说什么。
何为教化？面对如此问题尽皆默然，等待着唐王殿下的高谈。
“学生认为，所谓教化，亦是教育的本质，并非是能教学生多少深厚的文化，读多少经史子集，而是学生出的学堂之后剩下来的，忘不掉的才是教育的根本。”
‘忘不掉的才是教育的根本’？
这样的说法倒是极为新鲜，所有人都头脑风暴了一阵，思索过后，仿佛抓住点什么，尽是目光灼灼的瞅着李建成，等待着他的下一步解释。
“如今的教育体系，不论是经史子集也好，亦或是四书五经也罢，先贤文章到底无非是教人向善，终归是逃不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喊这样口号的读书人十中有八，每一个都怀揣着封侯拜相的宏大心愿，可能做到的有几个？”
“文人命运也暂且不论，华夏自三皇五帝始，历经秦汉，至我大唐历经岁月无数，在这漫长岁月当中，文字自秦时小篆至今不断更新简化，而记录文字的方式亦是有不同，自古用绢帛、竹简，更有甚者采用兽皮记字，可自东汉蔡侯造出纸张之后，记录文字的方式便有了很大的改变，而这改变甚至还包含着说话、行文的方式。”
“诸位皆是家学渊源，自知我言真假，而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李建成敲了敲桌面，继而说道：“在学生看来，文字的出现，是为了记录、规范以及传播，可为何先贤典籍传承至今，我辈读书人读起来同样还是晦涩难懂，云山雾罩，依然是不明所以，古先贤难道是故意如此不想把道理讲明白，说清楚？”
端起茶杯轻呷一口，看着陷入沉思的众人，他继续开口。
“显然并非如此，倘若诸位先贤怀有私心，那也不会被我辈之人以圣论之了，看待问题要结合当时的环境，我华夏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类思想迸发层出不穷，但记录文字思想的方式多是以竹简、兽皮、绢帛为主，可兽皮、绢帛珍贵，竹简亦是难制，故所以先贤只得将自身思想精简再精简，才得以完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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