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同样的坏事，如果是读了圣贤书的人做了，那自然可以找出无数理由啦。
张岱叹息一声，如果是过去，他自然可以发动东林复社同仁，将意图犯案者彻底弹劾，甚至可以将其政治生命完全摧毁。
而现在，张岱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做什么。
正如县官不如现管，人家才是管事儿的啊。
同样的，帝都的书生们也闹事过，甚至有人发现，帝都的有个叫做福利社的部门，针对一些孤寡老人，给予了一份儿最低保障工资，这笔钱可以让任何一个落魄秀才在他们家扬眉吐气。
当时闹事的人很愤怒，甚至有围攻去领钱的老饶事情，在他们看来，这些不识字，年老无用的人拿到的钱，都是属于他们的，如果是饱学诗书的读书人掌握朝政，这些老人自然是活不下去，而有多余的钱，自然是该发给他们啊。
但长老们拼了命都想摧毁读书人阶级，如果不是肉体毁灭操作性太难，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开始屠杀了。
但这些饶妄想自然得不到满足，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几次三番的打压下溃不成军。
当然了，真正的原因还是经济基础带来的政治变化。
过去无论如何，农经济、自然经济的模型下，大地主们是可以有压倒性的优势的，起码在帝都，还是有些力量，但是在新帝都的模型下，单纯的种地越来越支撑不起活跃的政治活动。
事实上，让在城里的工厂劳动所得比给人做佃户的收入高，正是长老们一直在做的，至于什么土地革命谁爱干谁干。
让种地受益降低，同时想方设法给那些佃户一条有着更高报酬的工作机会，如果这样的政权做不到稳如泰山，那简直就是贻笑大方了。
大明朝如何灭亡的？
国家四大阶层，皇帝代表的皇权越来越弱势，而商人和官僚代表的儒生勾结起来，对上欺骗，对下掠夺，下层平民几座大山在脑袋上，要么饿死要么造反，他们永远不了解的是，虽然皇帝本身的利益其实是和他们捆绑在一起的，但是皇帝却难以真正和他们联系到一起。
皇帝不可能一家家的走到民间，去解释自己的政策，解释自己要求的不高。
本来每人收一两银子就足够，但是在内阁大佬那里，他们加了二分，一两二，你想想看，内阁大佬都是科举的前面的优等生，还要熬上不知道多少年，到了内阁的程度，不知道还能活几年，捞你点银子又如何？人家在馆子里吃饭都不花钱啊。
那么到了六部，再加收到一两四不多吧，六部大佬都是真正的精英，一根毛都比平民百姓高贵，他们也有很多儿子要养活不是。
到了下面，各地的督抚再加一些，督抚加了，知府加，知府加了知县加，知县一看已经比正赋多了三倍，那么就不要问了，多加四倍，知县公子也要多养老婆不是。
那些真正收钱的胥吏，可基本上没有工资，全靠从中捞取好处过日子啊。
几倍的浮收几乎要了大明朝的命，以其低廉税负还能闹得朝廷没钱，真实原因当然人人皆知。
本质上，大明皇帝本饶食宿并不高，起码与他的后来同行比，还是差的多，但却是被文官们吹毛求疵的打压压制。
到了我大清时代，皇帝们盖圆明园颐和园，南巡江南，包养无数女人，穷奢极欲的搞什么满汉全席，但人家肯举起屠刀对读书人下手，最后是什么情况？
还不是文人拼了命的夸赞我大清是康乾盛世，文功武治下第一，各种的古装剧也是不听的刷屏。
所以，中国历史上，一旦儒生集团和商人集团控制朝政，基本上都是祸国殃民的乱政，而一旦皇帝权大，将利益分配给平民更多，就几乎都是盛世，在这里，皇权所代表的力量，并无善恶，追求的是政权的延续，子子孙孙过好。
但对于官僚们来，他们首先是儒生，做的这个官儿，其实就是个铁打的朝廷流水的官儿，不趁着自己在任上大捞特捞，等下台可就真完了。
许多看似愚蠢的政策，其实并不愚蠢，只不过这政策是对官员本身有力，至于什么国家社稷，抱歉，不知道。
可一旦皇权开始举起刀子……
哭庙是江南一带流传已久的习俗，当地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来自殷实之家、中产阶级的读书人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监察力量，当官府有不法之事不当之举，士子们每每聚集文庙，作卷堂文，向祖师爷孔圣人哭诉后，更召集民众向上级官府申告，在明朝，人多势众的“哭庙”申告往往能令官府不敢视而采纳。
但是，越是到了后期，这种哭庙就越来越无理取闹，一开始可能仅仅是为了某种事务的不公，但后来就是为了现实的利益牟取。
而这些读书人却真的显露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了。
让他们造反吧，手无缚鸡之力，只能煽动群众，但反正本来我就是无产阶级，你们和朝廷的事儿关我们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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