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年 8 月 7 日的沈阳，秋老虎仍在肆虐，铁西区的柏油路被晒得泛着油光，空气里混杂着工厂废气与路边小吃摊的油烟味。路官派出所的玻璃门被一只颤抖的手推开，三十多岁的李某跌撞着闯进来，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滚落，在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上晕开深色的印记。“警察同志，求求你们，我妻子任某失踪三天了！” 他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哽咽，双手下意识地绞在一起。
值班民警连忙起身安抚，递过一杯凉水。李某接过水杯却没喝，指尖因用力而泛白：“我已经去启工派出所报过案了，她单位在那边的辖区。可我实在放心不下，家就在这附近，再过来问问……” 他顿了顿，喉结滚动着补充道，“她是东北耐火材料厂的工人，8 月 5 号上夜班，本该半夜回家的，可天亮了也没见人影。我们全家找了两天，只在宝工街路边发现了她的自行车，车锁还好好的。”
民警的笔尖在记录本上飞速滑动，当听到 “自行车完好无损” 时，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在那个自行车仍是主要代步工具的年代，这种情况往往意味着事出反常。按照程序，路官派出所立即与启工派出所核实情况，两所民警一碰头，都觉得这起失踪案透着蹊跷。 一个按时上下班的女工，既无仇家也无外债，怎会突然凭空消失？当天下午，两派出所将案件正式上报至铁西区公安分局刑警一大队。
刑警一大队的办公室里，老式吊扇在头顶嗡嗡作响，吹散着空气中的烟草味。队长王德臣盯着桌上的报案材料，指节轻轻敲击着桌面。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公安，脸上刻着常年与罪犯打交道留下的坚毅纹路，从警三十年，经手的大案要案能装满两个档案柜。“三十多起？” 他拿起统计报表，声音陡然提高，“近一年铁西区就有三十多起女青年失踪案？”
旁边的副队长点头应道：“王队，都是近一年报的，大多是二十到四十岁的女工，失踪前都没留下明显线索。之前以为是个案，没往一块凑，现在任某这案子一出来，才发现不对劲。” 王德臣站起身，走到墙上的铁西地图前，手指在几个失踪者的居住地和工作单位之间划过，这些点零散分布在铁西区的各个角落，却隐隐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
“女青年失踪，无非两种可能。” 王德臣的声音带着多年刑侦经验沉淀的冷静，“要么被人贩子拐走，但城里姑娘警惕性高，这种情况极少；要么就是遇上了图财图色的亡命徒，杀人灭迹了。”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办公室里的年轻刑警，“但现在没有案发现场，没有尸体，没有目击者，以人查案的难度堪比大海捞针。”
尽管困难重重，刑警一大队还是迅速成立了专案组，由 308 侦探组负责初期侦查。然而半个月过去，排查工作毫无进展，308 侦探组又接到了新的紧急案件，此案便移交到了 202 侦探组手中。组长李福良刚满四十，身材高大挺拔，一双眼睛锐利如鹰，从警十七年，凭着一股韧劲破获过不少疑难案件。他手下的两名干将更是声名在外：吕永生擅长走访排查，能从看似无关的闲聊中捕捉关键信息；张东旭精通痕迹检验，再细微的物证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从关系网查起。” 李福良将三杯热茶推到两人面前，“失踪者之间有没有交集？她们的亲友、同事、邻居里，有没有行为异常的人？” 接下来的十天里，三人几乎泡在了铁西区的大街小巷。他们走访了三十多名失踪者的家属，翻阅了近百份询问笔录，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饿了就啃几口面包，渴了就喝路边的自来水。
8 月 25 日傍晚，吕永生带着一叠笔录冲进了办公室：“李队，有发现！任某、方某、王某这三个失踪的，都和一个叫曹亚祥的男人有联系！” 他指着笔录上的重点标记，“任某的丈夫李某和曹亚祥是沈阳铝材厂的同事，还是拜把子兄弟；方某和曹亚祥是同厂不同车间的工友；王某失踪前，有人见过她和曹亚祥一起逛菜市场。”
张东旭立刻调出曹亚祥的户籍资料：“曹亚祥，32 岁，沈阳本地人，铝材厂工人，1991 年头部工伤后就长期休假，现在靠伤残津贴生活。没有前科劣迹。” 李福良的手指在 “头部工伤” 几个字上停顿片刻：“工伤后性格有没有变化？人际关系怎么样？”“我问过他以前的工友，说他工伤前挺老实的，出事后就变了，整天泡在舞厅里，还跟不少女人不清不楚。” 吕永生补充道。
更关键的线索来自一位知情人的供述。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工告诉刑警，曹亚祥经常替李某接任某下班：“李某爱喝酒，有时候任某上夜班，他喝醉了就叫曹亚祥去接。曹亚祥每次都很乐意，还帮任某拎包，看着挺热心的。” 李福良眼睛一亮：“任某失踪那天，有没有人见过曹亚祥？” 知情人想了想：“好像没有，但有人说看到任某在选矿药剂厂门口的电话亭打过传呼，之后就没人见过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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