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23日晚九点，浙东的冬夜还带着料峭寒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公安分局南站广场派出所的值班室里，老式挂钟的钟摆刚划过整点，一阵尖锐急促的电话铃声就刺破了值班室的宁静。值班民警老陈刚端起搪瓷缸喝了口热茶，手一抖，温热的茶水溅在褪了色的警服袖口上，留下一圈浅渍。
“喂喂，警察吗？你们快来！农业局招待所，这里死人了！被砸死的！”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抖，像是看到了极为恐怖的景象，每一个字都裹着寒意。老陈瞬间绷紧了神经，抓起桌上的对讲机就喊：“南站广场所紧急出警！农业局招待所发生命案，全体值班人员立即集合！”
警笛声在夜晚的街道上呼啸而过，五分钟后，三辆警车停在了农业局招待所门口。此时的招待所门口已经围了几个神色慌张的工作人员，看到警车到来，负责接待的老张连忙迎上来，脸色惨白：“警察同志，在二楼203房，我……我们也是刚发现，味道太大了……”
老陈带着三名民警戴上手套和鞋套，跟着老张往二楼走去。楼道里还残留着淡淡的煤烟味，混合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腥臭味，越靠近203房，那股腥臭味就越发浓烈。老张掏出钥匙哆哆嗦嗦地打开房门，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即使见惯了场面的老陈也不禁皱紧了眉头。
房间里光线昏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走廊的灯光从门口漏进来。在靠近靠窗桌子的位置，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面朝下倒在地上，身下的血泊已经凝固成暗褐色，边缘还带着干涸的痕迹。老陈打了个手势，一名民警立刻打开了房间的电灯开关。暖黄色的灯光照亮房间的瞬间，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男子的后脑勺有一个不规则的大洞，伤口边缘狰狞，暗红色的血迹溅满了附近的地面和桌腿。
“小王，保护现场，立即联系技术科！”老陈沉声吩咐道，目光在房间里仔细扫视。在距离尸体三米远的墙角，一个黑色的哑铃静静躺在那里，哑铃的金属表面沾满了暗红色的血迹，上面还附着些许灰白色的脑组织。老陈蹲下身，借着灯光观察哑铃，掂量了一下重量：“差不多八斤重，这力度，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技术科的人员很快赶到，经过初步勘查，法医在尸体旁蹲下身，用镊子拨开伤口周围的头发，仔细检查后对老陈说：“陈队，致命伤就是后脑勺这处钝器伤，颅骨粉碎性骨折，脑组织损伤严重。从伤口形态和哑铃的受力痕迹来看，凶手应该是从死者身后较远距离发力，将哑铃精准砸向死者头部，一击重创，后续可能还有补击，但致命伤就是第一下。”
“八斤重的哑铃，能扔得这么远还这么精准？”旁边的年轻民警小李忍不住问道。老陈站起身，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眉头紧锁：“要么是常年从事体力劳动的，要么是有特殊训练背景的。查！立即调取招待所的住宿登记记录，询问所有工作人员和住客，尤其是近期入住又没退房的人。”
这个能用八斤哑铃当凶器的凶手，究竟是谁？他和死者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下如此狠手？这起看似突发的命案，背后藏着的，是一个武术爱好者从逐梦少年到亡命之徒的沉沦之路，故事的开端，要从三十五年前说起。
1960年的春天，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鳌江镇的一个小渔村里，李国平出生了。那是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村里的人大多靠种地和捕鱼为生，李国平的父母也是地道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家里穷得叮当响，但父母对这个独生子却格外疼爱，总想着把最好的都给他。
鳌江镇靠江近海，李国平的父亲除了种地，每天天不亮就会划着小舢板下河摸鱼，运气好的时候能捕到几条大一点的鲤鱼或鲫鱼，他就会用稻草串着，步行五公里走到镇上的集市去卖。卖鱼的钱舍不得花，全攒着买些肥肉和水果糖带回家，肥肉炼油炒菜，水果糖则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分给李国平吃。每次看到儿子含着糖露出满足的笑容，父亲疲惫的脸上就会泛起欣慰的皱纹。
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和泥土打交道，最大的心愿就是李国平能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在大城市找份体面的工作，不用再像他们一样靠天吃饭。李国平小时候也懂事，看着父母辛苦的模样，总在心里暗下决心要好好读书报答他们。可他天生好动，像是有使不完的力气，坐在教室里根本静不下心来。
小学时，李国平的成绩还能勉强跟上，到了初中，情况就彻底失控了。上课时，他要么偷偷在下面摆弄石子，要么盯着窗外的麻雀发呆，老师讲的内容一句也听不进去，作业更是从来没按时完成过。期末考试时，他的成绩次次都是班级倒数，班主任找了他父母好几次，无奈地说：“这孩子脑子不笨，就是坐不住，你们看看是不是换个方式培养？或许他不是读书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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