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天气反复无常。四月的一场倒春寒让海河两岸的桃花推迟了花期，但中西医学研究会院内那棵老槐树却已经悄悄萌出新绿，细小的叶片在料峭春风中微微颤抖，像是急切地想要舒展。
研究会二楼最大的那间屋子，如今被命名为“学术厅”。此刻，厅内聚集了二十多人——研究会全体成员，加上几位从北京、上海专程赶来的外科医生。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前方那张长桌上，桌上整整齐齐码放着几十本蓝灰色封面的小册子。封面上，黑色楷体字印着：
中西医协同外科操作规范（第一版）
中西医学研究会 编纂
民国十四年四月
空气中有油墨和纸张混合的气味，新鲜而略带刺鼻。沈墨轩站在长桌一侧，手指轻轻抚过最上面一本册子的封面，动作珍重得像是在抚摸一件易碎的瓷器。哈里斯站在他身旁，脸上是一种混合着疲惫与欣慰的表情——为了这本不到一百页的小册子，他们和整个团队已经连续工作了四个月。
“诸位，”沈墨轩开口，声音在安静的学术厅里显得格外清晰，“今天，我们面前的这本《规范》，可能是中国第一本试图系统阐述中西医如何在外科领域协同工作的操作指南。它很薄，内容也远非完善。但它的意义不在于完美，而在于开始——开始把零散的经验整理成可供传授、可供检验、可供改进的系统知识。”
哈里斯用英文补充了几句，由林静翻译：“在西方医学教育中，操作规范是外科训练的基石。但那些规范完全基于现代医学理论。我们尝试做的，是把中医的整体观念、辨证思维、辅助疗法，与外科手术的标准流程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
坐在前排的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张维民医生拿起一本册子，快速翻阅着。纸页翻动的声音在安静中格外响亮。翻到某一页时，他停下，眉头微皱：“这里，‘手术前三天开始针灸调理，取足三里、三阴交、合谷等穴，每日一次，每次三十分钟，以健脾和胃、调和气血’——有数据支持吗？有效率多少？不同体质的患者是否需要调整穴位？”
问题尖锐而专业。所有人的目光投向哈里斯和沈墨轩。
四个月前，决定编纂这本《规范》的那次会议，也是在学术厅召开的。那是民国十三年的寒冬，研究会成立将满一年，妇科诊疗室已步入正轨，陈婉如带领的团队积累了近百例妇科手术的中西医协同经验。一个周五的下午，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围炉而坐，总结年度工作。
“我们有了不少成功案例，”哈里斯翻着病例记录，“针灸减轻术后疼痛，中药促进伤口愈合，气功练习帮助患者恢复肺功能...但这些经验都散落在各个医生的笔记里，在病例讨论的记忆里。新来的医生要学习，只能靠口传心授，效率低，也容易走样。”
沈墨轩往炉子里添了块炭，火星噼啪溅起：“中医传承，古来重视师承，讲究‘口传心授，心领神会’。这有其好处——灵活、深入、能传递难以言传的体悟。但也有局限——难以大规模传授，容易因师父不同而差异巨大，且不利于积累和改进。”
“现代医学正好相反，”周文斌接口，“一切都要标准化、规范化、可重复。手术步骤要写进操作指南，用药剂量要精确到毫克，疗效评价要量化评分。”
陈婉如刚从妇科诊疗室过来，围巾上还带着室外的寒气：“我在培训学员时深有体会。教西医部分，有现成的教科书、操作手册；教中医部分，就得靠经验，靠案例，靠‘我觉得’。年轻医生很难掌握那个‘度’——什么时候该用中药，用多少，用多久。”
炉火映照着每个人沉思的脸。窗外，天津的冬夜来得早，不到五点天色已经暗沉。学术厅里，油灯一盏盏点亮，在墙壁上投下晃动的光影。
“那么，”沈墨轩缓缓环视众人，“我们可否尝试编纂一本《中西医协同外科操作规范》？不是教科书，不是理论专着，就是实实在在的操作指南——告诉医生，在什么情况下，如何把中医的思维和方法，融入外科手术的前、中、后期。”
提议一出，先是短暂的安静，接着是低声讨论。有人说太难，有人说太早，有人说即使编出来也没人认。但更多的人眼里闪着光——那是一种看到新可能的兴奋。
哈里斯站起身，走到黑板前，用粉笔写下几个词：“Scope（范围）”、“Content（内容）”、“Format（格式）”、“Validation（验证）”。
“如果要编，我们必须明确：第一，范围限定在哪些外科领域？第二，内容基于什么——是我们的经验，还是已有研究？第三，格式如何既符合医学规范又体现中医特色？第四，如何验证这些规范的有效性？”
那场会议开到深夜。最终决定：编！就从研究会已经积累最多经验的两个领域开始——普通外科的腹部手术和妇科手术。先编纂第一版，不追求全面，不追求完美，就基于现有案例和共识，整理出可供试用和讨论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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