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风，刮过厂区空旷的广场，卷起地上零星的废纸和枯叶，发出“呜咽”般的声响，更添几分萧瑟。曾经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的厂房，如今像被抽走了灵魂的巨兽，沉默地匍匐着，窗户玻璃破损了不少，黑洞洞的，如同失神的眼睛。高大的烟囱不再冒烟，墙体上那些曾经鲜红的标语——“大干快上，力争产值翻番！”——如今字迹斑驳褪色，被风雨侵蚀得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像是对一个时代无声的嘲讽。
厂区大门外，那张墨迹未干的大红公告，在风中“啪嗒啪嗒”地拍打着墙面，吸引了零星几个路过、面色凝重的老工人驻足。公告上的字，像冰冷的铁钉，一字字砸在人心上：
“鉴于企业连年亏损，资不抵债，经上级批准，即日起全厂停产整顿，全体职工下岗待业，自谋生路…”
落款处，是那个曾经代表着铁饭碗和荣耀的、如今却显得无比刺眼的厂名，以及一个冰冷的、七位数的出售价格——七百七十四万元。这笔钱，买断了几代人的青春、汗水和赖以生存的全部指望。
消息像一颗投入死水的巨石，在家属院里炸开了锅，恐慌、愤怒、茫然无措的情绪迅速蔓延。楼洞里，树荫下，三五成群的人们聚在一起，声音或激动或低沉。
“七百七十四万！就把咱全厂老小给卖啦？！”
“以后可咋办？喝西北风去？”
“我家那口子病退在家，就指着我这点工资买药呢…”
“孩子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呢…”
父亲的反应，比所有人更剧烈，也更令人绝望。
公告贴出后的头几天，他还强撑着，每天依旧按点起床，穿上那身洗得发白、臂肘处磨得近乎透明的蓝色工装，推着自行车出门，假装去上班。母亲爱景和我看在眼里，心照不宣地保持着沉默，生怕戳破这层脆弱的伪装。然而，不过一周，这徒劳的仪式便无法再维持下去。
他不再出门，整日窝在光线昏暗的里屋，躺在床上，面对着墙壁，像一尊沉默的、正在风化的石像。家里那点微薄的积蓄，很快被他翻出来，换成了劣质的散装白酒和最便宜的卷烟。浓烈刺鼻的烟酒味，混合着一种难以言状的、绝望颓败的气息，终日弥漫在狭小的房间里。
他迅速地、肉眼可见地萎靡下去。头发变得油腻花白，乱糟糟地堆在头顶。脸上失去了往日那种略带暴躁却仍有生气的红润，变得灰黄浮肿，眼袋深重，眼神空洞而浑浊，常常长时间地盯着某个角落，一动不动。那身原本合体的工装，如今松垮地挂在他佝偻的身架上，袖口和前襟沾满了酒渍和油污。
他变成了一个一点就着的火药桶。任何细微的声响——我摆放手工材料的轻微碰撞声、母亲扫地时笤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甚至窗外邻居家孩子跑过的脚步声——都能引爆他毫无征兆的怒火。
“吵什么吵！还让不让人清净会儿！”他猛地从床上弹坐起来，嘶哑地咆哮着，随手抓起枕边的搪瓷缸子或者空酒瓶，狠狠砸向地面或者墙壁！碎片四溅，刺耳的碎裂声吓得我和母亲浑身一颤。
更多的时候，他那无处发泄的怨气和失败的屈辱感，会精准地指向我。我成了他眼中一切不如意的根源。
“一天到晚鼓捣那些破玩意儿！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钱花？！”他醉眼朦胧地斜睨着我桌上那些彩色丝线和小珠子，嘴角撇着，吐出恶毒的嘲讽，“没出息的东西！跟你那个没用的妈一个德行！老子当初真是白养你了！”
母亲试图劝解，声音低柔而疲惫：“建生，你少说两句…碧华她也不容易…”
“闭嘴！”父亲猛地打断她，通红的眼睛瞪着她，“都是你！丧门星！自打娶了你，老子就没走过运！现在厂子黄了，你满意了？！滚！都给我滚！”
母亲瘦削的肩膀瑟缩了一下，嘴唇翕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拿起笤帚，清理地上的碎片。转身时，我瞥见她迅速抬手，用袖子擦了一下眼角。她那件穿了多年的藏蓝色罩衫，肩头已经磨得发白，背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那么单薄而脆弱。
为了维持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母亲放下了一切矜持，开始四处打零工。她给街道办的缝纫社钉过扣子、锁过边，去建筑工地帮厨做过几十号人的大锅饭，甚至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去批发市场帮人看摊搬菜…那双曾经在车间里操作机器、在家为我缝补衣衫的巧手，很快变得更加粗糙，布满了冻疮和裂口。
微薄的工钱，她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父亲，试图用这种方式安抚他，换取一点可怜的家庭安宁。“建生，今天发的工钱…你拿着，买点…买点顺口的吃。”她小心翼翼地将几张皱巴巴的毛票放在床头。
父亲通常是冷哼一声，看也不看，或者醉醺醺地一把抓过去，塞进兜里，第二天便变成了更劣质的酒和烟。但母亲的坚韧和辛劳，像无声的溪流，终究还是慢慢磨钝了父亲部分尖锐的戾气。或许是他内心深处残存的一丝良知在羞愧，或许是他意识到咆哮和酒精并不能变出米面油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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