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宫在夏日的炙烤下蒸腾着肃杀与威严。
深宫之内，秦始皇嬴政刚刚批阅完一摞沉重的竹简，揉了揉眉心。
帝国疆域前所未有的辽阔，车同轨，书同文，度量衡也已统一。
但一种无形的、源自思想深处的躁动，却像地火一样，在帝国的肌理下潜行奔涌。
不久前，他采纳李斯的建议，下达了“焚书”之令，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紧接着，又以“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将数百名胆敢非议朝政、妄测天机的儒生、方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后世史书上那浓墨重彩又血迹斑斑的“焚书坑儒”。
然而，铁腕之下，并未能立刻换来万马齐喑。
恐慌在蔓延，暗流在涌动。旧六国的贵族遗老，虽身已臣服，心中却未必没有藏着故国的典籍与仇恨；那些诵法孔孟、秉持着“从道不从君”信念的儒生，更是将这次镇压视为对文明本身的戕害。
帝国的根基，在武力铸就的铜墙铁壁之下，似乎正被一种思想的流沙所侵蚀。嬴政深知，仅仅依靠杀戮和毁灭，并不能真正缔造他理想中“万世一系”的永恒秩序。他需要一种更彻底、更巧妙的方式来涤荡这些“杂音”。
就在这时，关于东海之滨那个新附藩国——东赵国的详细奏报，被送到了他的案头。
赵云龙与李牧，这两个自称承继战国赵国王室血脉与华夏衣冠的将领，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政权。
他们奉大秦为宗主，言辞恭顺，但其国中制度、礼仪，乃至民众的服饰、言语，皆刻意模仿中原旧制，俨然一个海外孤忠的形象。这本来是一件彰显始皇帝威德远播的喜事，但此刻在嬴政眼中，却别有一番意味。
“保存华夏衣冠？”嬴政低声重复着奏章中的这句话，嘴角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冷笑。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大地图前，目光越过辽东郡，投向那片苍茫的半岛。“你们想要的，究竟是怎样的‘华夏’？”
一个大胆、甚至可以说带着几分冷酷讥诮的念头，在他那充满权谋与计算的心中逐渐清晰、成形。
帝国境内，那些即将被付之一炬的百家典籍，那些记载着与秦法格格不入思想的竹简木牍，那些等待坑杀、终日惶惶不安的儒生方士……他们不正是帝国“思想统一”最大的障碍吗？他们不正是先王旧制、百家争鸣的余孽吗？
既然赵云龙、李牧如此标榜自己承继华夏正统，渴望中原文明，那么，何不将这些在他们看来是“瑰宝”，在朕看来是“毒瘤”的人和物，统统打包送去？
这简直是一石三鸟的绝妙之计。
其一，是清理门户，根除内患。
将这些“无用”之书、“有害”之儒留在国内，迟早是动乱的种子。
他们的学说会蛊惑人心，他们的非议会动摇统治。一把火烧了，固然干净，但终究会留下暴戾之名，且无法完全禁绝其思想在暗地流传。
如今，将他们整体搬迁至遥远的海外，如同将脓疮从身体上彻底剜除，扔到茫茫大海之外。
隔着千山万水，他们再也无法对帝国的核心区域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这比单纯的杀戮更为彻底，是一种思想上的“流放”。
其二，是怀柔藩国，施以“恩典”。
对东赵国这个新附之邦，不能一味示以兵威，也需要施以文德。
金银财宝、丝绸器皿的赏赐固然寻常，而将这些在中原已成“禁忌”的百家典籍和饱学之士送去，无疑是一份极其特殊且厚重的“礼物”。
这仿佛在说：“看，你们所珍视的、所追求的，朕都给了你们。这不仅是物质上的赏赐，更是文化上的认同与托付。”
这份“恩典”足以让赵云龙、李牧感念皇恩，更能坐实他们“华夏文明海外守护者”的身份，满足其政治上的虚荣与合法性需求。
其三，是潜在的制衡与观察。
嬴政的深谋远虑，还在于他看到了更远的一步。将这些思想各异、学派林立的儒生和典籍集中于一地，他们自身就会产生矛盾。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他们的学说本就相互攻讦。
在远离中央的海外藩国，他们能否和谐共处？会否给东赵国带去繁荣，还是内部纷争？
这一切，都将成为帝国观察的一个绝佳窗口。若能借此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控制藩国的文化走向，岂非比直接派驻官吏更为高明？
念头既定，嬴政心中那股因国内动荡而积郁的烦躁，似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他立刻召见李斯与负责此事的官员。
在灯火通明的宫殿中，嬴政的声音沉稳而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朕闻东赵慕我华夏文明，心向王化。其王赵云龙，自称承赵之遗烈，欲存衣冠于海表。其志可嘉，其情可悯。”
他略一停顿，目光扫过垂手恭立的臣子，“然，国内近日，为整齐风俗，统一法度，于百家私学，多有厘清。其间，不乏博学之士，惜其执于古道，不合时宜；亦有先代典籍，虽有其价值，然于当今治道，已属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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