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新的国度，东赵也面临内部挑战。总有少部分遗民，难忘故土之仇，或自恃功高，暗中鼓噪“积蓄力量，西归抗秦”，意图打破立国之基。
同时，被征服的倭人中，亦不乏顽抗不服、屡犯律法者。
对于这些内部的不稳定因素，赵云龙与李牧展现出惊人的决断力。
他们颁布了一道影响深远的法令：“凡我臣民，有敢倡议西归、介入中原者，视同叛国！无论赵人倭人，一经查实，与倭地重犯一同，处以‘流舟’之刑！”
所谓“流舟”，便是将犯人及其亲眷，放置于经过简单加固、配备了少量淡水食物的海船之上，然后斩断缆绳，任其随洋流飘荡，自生自灭。
这是一项看似仁慈、实则残酷的刑罚，充满了对未知海洋的恐惧与听天由命的绝望。
起初，这些“流放之舟”大多消失在茫茫大海，不知所踪。无人关心他们的命运，只当是清理了内部的毒瘤与渣滓。
直到某一天，一艘因风暴偏离航线、前往探索东方海域的补给船，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们在持续向东航行数十日后，竟然遇到了几年前被流放的一批犯人！这些人非但没有葬身鱼腹，反而在一片陌生而广袤的大陆海岸登陆，并艰难地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据点。
他们描述那里有高耸入云的红木森林，奔腾不息的巨大河流，以及各种前所未见的动植物。
“流放者……活下来了？还在东方找到了新的土地？”赵云龙得到回报后，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李牧则指着粗糙绘制的地图，目光锐利：“公子，看来东海之外，另有乾坤。这‘流舟’之刑，竟成了探路的先锋。”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两人心中萌生。这或许不是惩罚，而是一条意想不到的扩张与避险之路。
他们开始有意识地调整“流放”策略，不再完全听天由命，而是会选择在特定季节，利用已知的洋流风向，并将流放者以家庭或小群落为单位放逐，甚至提供稍好一些的船只和更多生存工具，美其名曰“天有好生之德”，实则增加了他们抵达彼岸并生存下去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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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流放船队，沿着北太平洋暖流，成功地漂到了北美西海岸，主要在今加利福尼亚至哥伦比亚河流域一带登陆。
这些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将之称为“流离之地”或“新生之岸”。他们带去的，不仅是求生的意志，还有潜移默化中传承的华夏文化碎片——语言、耕作方式、建筑技巧，甚至是一些简单的文字和伦理观念。
与此同时，东赵的官方，也开始对这些意外获得的海外领地产生兴趣。
一些失势的贵族、寻求封地的次子、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以及更多因各种罪名被判流放的倭人，被有组织地送往那片新大陆。
官方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包括种子、农具、武器和基本的建制指导。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殖民据点“望乡镇”在一条大河入海口处建立起来。
他们利用当地丰富的木材建造房屋、栅栏，开垦土地，种植带去的粟、稻，也学会了采集和种植当地的玉米、南瓜。
他们与当地的印第安部落经历了最初的冲突、警惕，到后来的有限接触、贸易，甚至通婚。
金属工具和武器，以及更高效的组织形式，使得这些殖民者在与土着居民的互动中，逐渐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消息传回东赵国，朝野震动。
无人能想到，当初惩戒叛徒与罪犯的无奈之举，竟真能“无心插柳柳成荫”，开拓出如此广阔的疆域。
赵云龙与李牧对此持谨慎的鼓励态度。他们正式将那片大陆命名为“逸洲”，取其“远逸海外，新生之洲”之意。
他们并不直接派兵统治，而是采取了一种松散的藩属模式，承认各个殖民点的自治，但要求其尊奉东赵国为宗主，定期朝贡（主要是当地的特产如皮毛、木材、奇异兽角等），并在必要时听从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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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逸洲的殖民地逐渐发展起来。更多的据点沿着海岸线和可通航的河流向内陆延伸，形成了星罗棋布的聚落网络。
来自中原赵地的遗民、朝鲜半岛的归化者、倭地的流放者以及越来越多的当地土着，在这片全新的土地上共同生活、繁衍，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混合社会。
他们使用的语言，以赵地方言为基础，混杂了一些倭语、朝鲜语以及印第安语的词汇，语法也发生了一些简化变异，形成了一种被称为“逸洲官话”的新方言。
文字依旧使用汉字，但书写趋于简化和实用，一些新的会意字被创造出来，用以描述美洲特有的事物。
在政治上，由于远离母国中央，且环境艰苦，各殖民地发展出了更强的自治传统和务实精神。
他们推举首领，组建民兵，自行处理大部分内部事务。虽然名义上尊奉东赵君主，但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个高度自治的城邦或领地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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