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在纸上写一个字。纸墨留痕，是取祸之道。只在心里头，辟出一块地方，默默盘算。
头一等要紧的，是路上的嚼谷。车、船、脚力，住最下等的通铺大炕，吃最粗粝的干粮，喝路边的凉水。这钱不能省，也省不下。他闭着眼，把可能选的两三条路线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走水路慢但盘查松，走陆路快却关卡多。沿途州府的物价，荒年丰年也不同……一样样折算下来，他心里划出一个数，又从这数里抠出两成，作为“意外”的预备——生病、遭灾、路断，都有可能。
第二等，是随身要用的物件。一身半旧不打眼的靛蓝粗布衣裳得备下，现成的包袱皮也得换成最寻常的青布。耐放的烙饼、肉干，装水的皮囊，引火的火镰火石，还有……一柄防身的短刃。这东西最难办，买得太好惹眼，太差无用。他想着西市铁匠铺那个独眼老刘打的剔骨刀，不过三十文一把，刀刃薄而韧，藏在靴筒里不显山不露水。这些零零碎碎，得分开了，隔三五日，换着城南城北不同的市集去置办，每样都不能多买。
第三等，也是最咬手、最不能有半分吝啬的一桩——路引和身份文书。没有这玩意儿，就是逃奴，是黑户，寸步难行。他知晓两条暗路子：一条通着南城兵马司某个嗜赌的副指挥，一条连着东门外一个专做“阴阳文书”的落魄老秀才。前者贵，但路引硬气；后者便宜，却经不起细究。他在心里把那几锭成色最好、毫无印记的官银和一张大额银票，单独划了出来，标上“买路”二字。这钱，得花在刀刃上，或许还得搭上他最后一点在京城的人情脸面。
最后一笔，是到了地头，从头开始的根本。赁一间偏僻小屋，买一袋米，置办锅碗瓢盆，还有至少三五个月不寻活计也能饿不死的嚼谷。这钱得藏得最深，最稳。最好是兑成“日升昌”或“蔚泰厚”这种百年老号、通行南北的银票，贴身密藏。还得留点实实在在的硬货，比如一两颗金豆子，或是几块高纯度的银饼子，用锡纸包了，塞进挖空的鞋跟或是伞柄里——万一，万一票号倒了，或是天下大乱了，这便是最后保命的稻草。
灯油眼见着矮下去一截，火苗晃动得厉害。他仍皱着眉，心里那杆无形的秤上下颠簸，这里添一点，那里减一点，反复权衡。这哪里是在分钱？这是在拿这些冷硬的银钱，一块块地铺路，铺一条看不见尽头、却一步踏错就可能万劫不复的独木桥。
大致有了章程，他缓缓吐出一口压在胸腹间许久的气。可这气吐出来，心却没松多少。这些钱，这些关乎性命的指望，绝不能留在身边，更不能留在这座如今已跟筛子无异的贾府里。多少双眼睛盯着？多少只手等着？他今日“风光”受赏，明日就可能被人“惦记”上。
鸡叫头遍的时候，他阖眼躺了片刻，不是睡，是养神。天色将明未明，府里有了窸窣动静时，他便起身了。寻了个由头，说账房急等一批上好的松烟墨和玉版宣纸，库房采买的不得力，得他亲自去南城老铺子挑，这才领了对牌，顺顺当当出了府门。
他没往常去的笔墨街走，而是穿小街，过窄巷，专挑那些清晨人迹罕至的背静处。饶了几个圈子，最后才绕到城南棺材铺子聚集的那条街。天光尚未大亮，整条街都灰蒙蒙的，弥漫着一股陈年木材、劣质桐油和生石灰混在一起的、沉甸甸的气味，吸进肺里，有点呛，也有点凉。
他走到街尾，那家连招牌都快朽烂了的铺子前。门板只下了半扇，里头黑黢黢的。他撩开厚重的、沾着不明污渍的蓝布门帘，侧身进去。
铺子里比外头更暗，只有高处一方小气窗透下些微光，照亮空气中浮动的细小尘埃。一个干瘦得像老树根似的老头，佝偻着背，就着那点光，正用砂纸“沙沙”地打磨一块棺材挡头，木屑纷纷扬扬。听见脚步声，老头手上没停，头也没抬。
马伯庸走到柜台前，也不说话，只将右手虚握，食指在覆着厚厚木屑的柜台上，极轻地叩了三下——两短一长。
“沙沙”声停了。老头撩起松弛的眼皮，浑浊的眼珠在他脸上缓慢地转了一圈，像在辨认一件旧物。
“家里老人不安生，”马伯庸压低声音，吐字很慢，每个字都像秤过，“想先备口‘陈年柏木’的，厚实些。‘七七’满了，再来请。”
老头盯着他又看了几息，那目光没什么温度，却像能刮下一层皮来。半晌，他才慢吞吞放下手里的砂板和木料，拍了拍手上和衣襟前的木屑，也不言语，转身掀开通往后院的破布帘子，佝偻着身子先挪了进去。
马伯庸跟进去。后院不大，胡乱堆着各种板材和半成品的棺材，空气里的木头味和油漆味更重了，还隐隐有股潮湿的土腥气。墙角一堆新鲜的刨花，白晃晃的。老头走到那堆刨花旁，用脚拨开些，露出底下颜色略深的泥地。
他蹲下身，手指在几块看似严丝合缝的地砖缝隙里摸索着，指甲抠进砖缝，发出轻微的“嚓嚓”声。忽然，他手指用力向上一提——一块尺许见方的砖板竟被无声地掀了起来，露出下面一个黑魆魆的方洞，里头似乎衬着油毡，隐约可见一个防潮的油布包着的小木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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