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披缟素，在太后灵前接过那沉甸甸的传国玉玺，王莽——如今的新朝皇帝，心中涌起的并非全是志得意满，更有一种如履薄冰的凝重。开创新朝，远比武将冲锋、权臣弄险要复杂千万倍。这不再是与某个具体政敌的较量，而是与整个旧时代惯性、与天下既得利益阶层、与那冥冥中似乎总在与他作对的无形之手的全面战争。
登基之后，繁琐的政务如同潮水般涌来。确立新朝官制、礼仪、律法，安抚前朝旧臣，稳定地方势力，每一项都牵扯无数神经。但王莽早有准备，他凭借超越时代的见识和铁腕手段，以惊人的效率推动着这一切。
他将自己“安汉公”的封号改为“摄皇帝”，旋即又觉得不够，最终定为“新皇帝”，以示与前汉彻底决裂。他改革官制，大量任用自己在魏郡、关中时期提拔起来的寒门子弟和心腹旧部，充斥关键职位，确保政令畅通。同时，他也没有完全排斥所有前朝官员，对于其中有能力、愿意归附者，依旧给予官职，以稳定人心。
然而，真正的挑战来自于他雄心勃勃推行的“新政”。
他依据脑海中模糊的“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理念，结合汉代实际情况，抛出了一系列石破天惊的政策：
“王田令”：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废除土地私有，全部收归国有，按人口重新分配，试图遏制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
“私属令”：禁止奴婢买卖，解放生产力，将原有奴婢称为“私属”，地位介于平民与奴隶之间。
“五均六筦”：由国家管控物价、信贷、盐、铁、酒、山林川泽等关键经济领域，打击投机商人，增加财政收入。
频繁改革币制：废黜使用已久的五铢钱，先后铸造“大泉五十”、“契刀五百”、“错刀五千”等名目繁多、价值虚高的新货币，试图通过金融手段掠夺民间财富，充实国库。
这些政策的本意，大多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加强中央集权。但其过于理想化，严重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承受能力，推行起来阻力巨大！
地方豪强阳奉阴违，隐匿田产，抵制“王田令”。
世家大族抱怨“私属令”损害其利益，暗中阻挠。
商人利用“五均六筦”的漏洞，与贪官污吏勾结，反而加剧市场混乱。
频繁的币制改革更是搞得民间怨声载道，物价飞涨，百姓对新钱缺乏信任，宁愿以物易物。
王莽坐在未央宫的御书房里，看着各地雪片般飞来的、报告新政受阻和民间怨言的奏章，眉头紧锁。他意识到，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远比搞阴谋诡计、打一场胜仗要困难得多。他那些超越时代的“良法美意”，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有些水土不服。
“陛下，新政推行，需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啊。”一位由他提拔、但较为持重的大臣小心翼翼地劝谏。
王莽揉了揉眉心，没有反驳。他知道对方说得有道理，但他更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他认为不是政策不好，是执行的人有问题，是那些冥顽不灵的旧势力在作祟！
“传旨！令各州牧、郡守，严格督查新政施行，有敢阳奉阴违、敷衍塞责者，无论官职大小，一律严惩不贷！另，派出绣衣使者，巡查地方，密报实情！”他决定用更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监察手段，来强行推动他的理想蓝图。
处理完令人头疼的政务，王莽并没有忘记那潜在的威胁。那个将老方士与张放联系起来的神秘印记，如同一根刺，扎在他的心里。
他秘密召见了阿远，如今已是新朝的执金吾，负责京城治安和部分秘密事务。
“那个印记，查得如何了？”
阿远面色凝重：“回陛下，臣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力量，查阅前朝秘档，探查江湖隐秘，甚至询问了一些被俘的匈奴巫师，对此印记皆一无所知。它仿佛……不属于任何已知的流派或组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极其古老，且……似乎与某些失传的祭祀仪式有关。”
“失传的祭祀仪式？”王莽眼神微动，“继续查！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重点查访那些传承久远、行事隐秘的方外之士，或者……前朝宫中那些侍奉过更早时代、知晓秘闻的老宦官。”
“臣遵旨！”
阿远退下后，王莽独自沉思。一个古老、隐秘、似乎能渗透到各个层面的组织……他们扶持张放，联系定陶王，甚至可能影响了宋弘，其目的绝不仅仅是帮助某个人篡位那么简单。他们想要的，可能更多，甚至……可能与这江山社稷的气运有关？联想到刘婴身上的异状和老方士的暴毙，王莽愈发觉得这个对手深不可测。
就在这时，新任的大司农（掌管财政）一脸焦急地求见。
“陛下！大事不好！关中、关东多地传来急报，蝗灾之后，今岁又逢大旱，赤地千里，秋收无望，已有流民开始聚集，恐生变乱！各地官仓存粮，因之前北伐匈奴和推行新政消耗巨大，已……已难以支撑大规模赈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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