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过程？”方大军问。
李五一解释说：“从台前到幕后的过程，从实权到虚职的过程，从被畏惧到被遗忘的过程。”李五一停顿了一下，“汪建明这辈子到头了。政协副主席，听起来还是副厅级，但在那个位置上，他什么也做不了了。这是一种体面的终结。”
方大军停下脚步。雪花落在他肩头融化，浸湿了制服。
“那些被他伤害过的人呢？”方大军的声音在雪夜里格外清晰，“那些因为他的‘关照’而被龙腾会馆囚禁的女孩呢？那些因为他签了字而被强拆了房子的人呢？他们的‘体面’，谁给？”
电话那头长久地沉默。只有电流的细微杂音。
“你问得好。”李五一最终说，声音里有一丝疲惫，“这也是为什么，我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不是因为你破了龙腾会馆的案子，是因为我知道，你会一直问这个问题。会一直记得，警察肩章上的星星，不是装饰，是重量。”
通话结束。方大军握着手机，在雪地里站了很久。街对面的商场大屏幕上，正在播放晚间新闻。画面里，新任市委书记李五一正在某个会议上讲话，神情严肃。下方滚动的字幕是：“我市持续深化反腐败斗争，政治生态不断净化……”雪花飘进屏幕的光晕里，像一片片无声的标点。
方大军回到家时，已经晚上九点。父母都在客厅，电视开着，但声音调得很小。看到他进门，方菊芳站起身：“吃饭了吗？给你留了汤。”
“吃过了。”方大军脱下外套，抖落上面的雪。
方振富从老花镜后抬起头，看了儿子一眼：“第一天，还顺利？”
“顺利。”方大军在沙发上坐下，回答得简短。
父母对视一眼，没再追问。他们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这种平静往往意味着内心有巨大的波澜。喝完汤，方大军回到自己房间。他从公文包里取出那个深蓝色的绒布盒子打开，拿出那副肩章。在台灯下，肩章的金属星星反射着冷光。他想起李五一的话：
“星星不是装饰，是重量。”
什么重量？是权力的重量？是责任的重量？还是妥协的重量？
方大军想起今天会议室里那些人的眼神，想起刑侦支队长汇报时小心翼翼的语调，想起常务副局长那句“种种原因”。他想起了金承业在“听涛阁”里最后的崩溃，想起了于丽手绘地图上那些冰冷的线条，想起了刘念安在他怀里轻轻的呼吸。所有的这些，最后换来九个名字，其中一个人去了政协当副主席。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刘韶光。
“方局长，打扰了。”刘韶光的声音很平静，“玥玥让我告诉您，我们下周搬去南方。她父亲的事，对孩子就说，外公去很远的地方做生意了。”
“你们……”
“我们没事。”刘韶光打断他，声音里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坦然，“真的。玥玥说，能重新开始，已经是最大的幸运。谢谢您。”
通话结束。方大军握着手机，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夜很深了。城市在雪中沉睡，安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他重新拿起那副肩章，手指抚过冰凉的金属表面。然后，他把它别在了制服上。镜子里的男人穿着笔挺的警服，肩章上的三颗星在灯光下闪烁。那张脸还很年轻，但眼睛里已经有了某种沉重的东西。
方大军知道，从明天开始，他要穿着这身制服，戴着这副肩章，走进那座灰色的市局大楼，坐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继续工作。继续问那些可能没有答案的问题。继续记得那些可能已经被遗忘的人。继续在非黑非白的灰色地带，寻找那一点点向光而行的可能。
雪还在下。无声地，覆盖一切。但有些东西，是雪覆盖不了的。比如记忆，比如承诺，比如一个警察戴上肩章时，在心里对自己说的那句话。
腊月二十八，年味已经浓得化不开了。下午四时，方家老宅院子里的红灯笼已经亮了起来八盏，沿着抄手游廊一路挂到正厅门口。厨房里飘出炖肉的浓香、炸丸子的油香、蒸年糕的甜香，混杂着院子里那株老腊梅的冷香，构成一种独属于春节的、令人心安的气息。
正厅里，两张八仙桌拼在一起，铺着崭新的红色桌布。方秉忠坐在主位，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交通局长今天穿了件暗红色的唐装，银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是毫不掩饰的畅快笑容。刘昕坐在他身边，穿着深紫色的旗袍，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温和地笑着，时不时指挥着孙辈们摆碗筷、端菜。
今年的人到得出奇地齐，这是近几年都没有过的盛况。
方振富和方菊芳坐在父亲左手边，夫妻俩都穿着得体的便装，神色间有疲惫，但更多的是欣慰。他们旁边是王振明和赵卫红夫妇，艳丽则染了栗色的头发，戴着时尚的细边眼镜，正低头刷手机，偶尔抬头好奇地打量这个她并不太熟悉的大家族。
赵卫平和骆云飞坐在另一侧。骆云飞今天没穿正装，一件深蓝色的羊绒衫，神情比平时松弛许多，正微笑着听方秉忠说话。赵卫平则有些心不在焉，目光时不时飘向窗外，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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