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的士林，菜市场已经开始喧嚣起来。摊贩的叫卖声、机车引擎的轰鸣声、早餐店煎蛋的滋滋声，这些日常的声音像一张毯子，试图盖住台北城每个角落的裂缝——包括嘉宏昨晚在昭和大厦被撕开的那个口子。
他盯着手机屏幕已经看了四十分钟。
屏幕上是那张黑白照片的翻拍图——不是他手机里那张，是他从网上找到的。1984年5月28日，《联合报》第三版的新闻配图。照片里是一栋冒着浓烟的大楼，消防车的云梯伸向六楼破碎的玻璃帷幕，消防员扛着水带冲进大厅，担架上的人被白布盖住全身，只露出一只无力垂落的手。
他放大照片，盯着那只手看了很久。
那只手的指甲上，涂着暗红色的指甲油。
指甲盖下方发黑。
和昨晚从六楼之五的铁门缝里伸出来抓他肩膀的那只手，一模一样。
“阿宏！你早餐要不要吃啦？”隔壁房的林志远隔着那道薄得像纸的木板隔间大喊，声音里还带着刚睡醒的沙哑，“我在楼下买蛋饼，你要培根还是火腿？”
嘉宏张了张嘴，发现喉咙干得像砂纸。他清了清嗓子，声音还是沙哑得不像自己的：“火腿。”
“饮料？”
“随便。”
“每次都说随便，随便最难搞啦。”林志远嘟囔了一声，然后是一阵拖鞋啪嗒啪嗒走远的声响。
嘉宏把手机放下，试图从床上爬起来。他昨晚回来之后就没洗澡，衣服都没换就直接瘫在床上，橘色的外送制服皱得像一团腌菜，上面还沾着六楼走廊墙上的那股黏液的味道——那股他不想去想、但味道已经钻进他鼻孔深处的味道。
他走到浴室，拧开水龙头。水流出来的时候是浑浊的，带着铁锈的颜色，像血稀释后的那种淡红。他愣了一下，又拧了拧水龙头，等了十几秒，水才渐渐变清。
老房子嘛，水管生锈了。
他这么告诉自己。
但他洗脸的时候，手指碰到了脖子上的平安符。那条红绳还挂在脖子上，但那个小小的红色锦囊——那个印着金漆字样的行天宫平安符——里面的东西变了。他能摸得出来。昨天晚上，锦囊里装的是一个小小的折成三角形的黄色符纸，摸起来干干的、脆脆的，像秋天的落叶。但现在，那个锦囊鼓鼓的，里面塞满了某种潮湿的、软绵绵的东西，像浸了水的棉絮，又像某种他不知道的、更令人不安的东西。
他不敢打开看。
他用毛巾擦了脸，走出浴室的时候，林志远正好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两袋早餐。林志远的身材微胖，戴着黑框眼镜，头发乱得像鸟窝，身上穿着一件印着“我推的孩子”的动漫T恤。他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对生活毫无戒心的大学毕业生——那种在租屋处打游戏到凌晨两点、早上被闹钟吵醒时会把手机扔到墙上的人。
但实际上，林志远的正职是在一家殡葬礼仪公司当行政。他从大学时期就在那里打工，毕业后直接转正。每天的工作内容是处理各种殡葬文件、安排告别式流程、和往生者家属沟通。他说过一句嘉宏至今想起来都会起鸡皮疙瘩的话：“人死了之后，其实比活着的时候好相处多了。活着的人会骗你、骂你、坑你钱。死了的人就躺在那里，安安静静的，不跟你吵，不跟你闹，顶多偶尔让你闻到一点味道。”
“你在看什么？”林志远把蛋饼放在嘉宏的桌上，探头看了一眼他手机屏幕上的新闻照片，“靠，你怎么在看这个？这不是那栋楼吗？”
“嗯。”嘉宏咬了一口蛋饼，蛋饼已经有点凉了，培根的味道腻得让他有点反胃，“我在查资料。”
“查资料查1984年的火灾？”林志远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把蛋饼袋子摊开放在膝盖上，一边吃一边含糊不清地说，“你有病喔？你昨晚不是才从那里回来吗？你还要继续查，是想把自己吓死还是想把我吓死？”
“志远，你昨天说的那个暗河的事，”嘉宏放下蛋饼，认真地看着他，“你还知道什么？”
林志远咀嚼的动作停了下来。他把嘴里的蛋饼咽下去，放下筷子，脸上的表情从嬉皮笑脸变成了嘉宏很少看到的认真——那种殡葬业从业者特有的、见过太多死亡之后的、平静但沉重的认真。
“你认真的？”
“我认真的。”
林志远沉默了几秒，然后站起来走到自己房间，拿了一本泛黄的笔记本回来。笔记本的封面是那种老式的牛皮纸，边角已经磨损发白，上面用黑色原子笔写着四个字——“阿嬷说的”。
“这是我阿嬷留给我的，”林志远把笔记本放在嘉宏面前，“她老人家去年过世之前，把这个交给我。她说，里面的东西，有朝一日会有用。我本来以为她只是在交代后事，就没当回事。但你说到昭和大厦的暗河，我才想起来，这里面有写。”
嘉宏翻开笔记本。纸页已经发黄发脆，翻动的时候能听到细微的裂响。第一页写的是日期——民国七十六年，也就是1987年，笔记本上记的是一段闽南语发音的注音，夹杂着繁体汉字，读起来很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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