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子一口气说完，脸有点红。她胸口起伏着，看着常松。
常松愣住了。被一个十八岁的丫头这么指着鼻子说，脸上火辣辣的。他想发火，你是晚辈，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英子说的每一个字都像小锤子，敲在他心上。
男人被孩子教训，就像内裤外穿还被人围观——里子面子全没了。
她说得对。红梅这个年龄生孩子，是为了他。月子里没奶，是因为生气。他确实想睡个好觉，晚上英子起来哄孩子，他也能听到，可没……他过了年又要出海，一去大半年。他确实该让红梅过几天好日子。
男人的难处就像裤裆拉链，开着不雅观，拉上又憋得慌。
可心里那股气下不去。被孩子教训的难堪，混合着对姐姐的愧疚，还有对自己无能的愤怒，搅在一起，堵在胸口。
常莹站在旁边，脸上火辣辣的。她来照顾红梅，是真的想来照顾吗？一开始不是，她是想来卖个人情，想来占便宜。但照顾着照顾着，看着红梅疼得满头汗还坚持喂奶，看着那个皱巴巴的小生命一天天长开，她心里那点坚硬的东西，不知不觉软了。
她也是女人，也生过孩子。她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但她也委屈。她是真的在照顾，真的在干活。那是自己弟弟的孩子，自己怎么能不心疼，能不喜欢？可在这个家里，她永远像个外人。红梅防着她，英子护着妈妈，常松夹在中间。她做什么都是错的。
现在好了，钱也给了，东西也买了。不能再闹了。再闹下去，下个月那250块钱，红梅会不会催得更紧？
她每个月要还250，真的吃不消。丈夫不知是死是活，可能死了！三个儿子要吃饭要上学，她在老家种的那点地，够干什么？
常莹握紧了手里的红袋子。羊毛衫的料子很好，摸上去软软的。麦乳精的罐子冰凉。
成年人的尊严，有时候就值口袋里那几张钞票的厚度。捏紧了，就能暂时忘记自己刚才如何颜面扫地。
红梅在床上呵斥英子：“你说什么呢？大人说话，小孩插什么嘴？怎么跟你常叔说话呢？没大没小。回你的房间去！”
英子被凶得一愣。她看着红梅，红梅的脸色很难看。
英子没说话。她走到摇篮边，把小年的被子掖了掖。然后转过身，看着红梅：
“我有自己的房间吗？我现在有房间吗？”
成长最残忍的一课，是发现自己必须从主角退成配角，从中心退到边缘。那个曾经属于她的房间，如今堆满了弟弟的尿布和全家人的期望。她不是不爱弟弟，只是突然懂了：有些爱，是需要用“消失”来成全的。
我们都是在让出房间的过程中长大的，先是玩具，后是空间，最后是做梦的权利。
红梅没说话。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小年轻轻的呼吸声。
英子看了红梅一眼，看了常松一眼，又看了常莹一眼。她的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了一秒，然后转身出去了。
英子没再说话。她忽然觉得疲惫，那种疲惫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里某处一直紧绷着、作为“懂事女儿”的那根弦，“啪”一声，断了。
她转身出去，不是愤怒，是撤退。
她走到院子里，站在阳光下。冬天的阳光没什么温度，照在身上只是亮，不暖。
常松看着英子走出去的背影，心里堵得慌。他清了清嗓子，对红梅说：
“红梅，英子说的对。确实是我不好。被喜悦冲昏了头脑，没有顾及你的感受。我让我姐回去就行了。我在家陪你们娘仨，陪我儿子。”
红梅没看他。她转过头，看着窗外。窗外是院子，院子里晾着尿布，一排白色的尿布在风里轻轻摆动。
“随便你，”红梅说，“我累了。你们看着办吧。”
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脸。
常松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他转身走出卧室，对常莹说：
“姐，我现在开车送你去长途汽车站。晚一点我还要给红梅做饭，这都到中午了。”
常莹“嗯”了一声。她把红袋子小心地塞进自己的蓝布包裹里，又把散出来的毛衣和棉鞋塞回去。包裹鼓得像个球，她用力捆，捆了半天才捆紧。
然后她又拿起另一个包，是一个旧编织袋，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也是鼓鼓囊囊的。还有一个小挎包，挎包带子断了，她用针线缝过，缝得歪歪扭扭。
常松要接她手里的东西，她一把抢过来：
“不用，我自己拎。”
她回头朝卧室里说：
“红梅，我走了啊，你好好养身子吧，我过完年我再来看你。”
红梅“嗯”了一声。
常莹走出客厅屋，穿过院子。她的棉鞋踩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发出噗嗤噗嗤的声音。
常松还在卧室站着。他对红梅说：
“红梅，我去送一下我姐啊，我晚一点回来给你炖汤。你不是想吃猪蹄吗？我回头看看要能买的话，我给你买一个过来。你在家歇一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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