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女人站在街边，像两个国家的元首会晤——一个手里握着核武器（分店），一个嘴里咬着谈判底线（我不服但我不说）。
风把街对面的烟吹过来，呛呛的。修车铺的老板掐了烟头，站起来，拍拍屁股，进屋了。
张姐抬起头。
“我知道了。”
红梅看着她。
“知道什么？”
张姐没回答。她看着红梅，嘴角动了动，想笑，没笑出来。
女人说“我知道了”，往往不是真知道，而是像在床上喊“到了”——给个台阶，让大家都好下台。张姐这声“知道了”，是给红梅的台阶，也是给自己的交代。
张姐又低下头，踩了踩那块松了的砖。踩了两下。
她又笑了一声。不是冷笑，是那种——说不上来的笑。
“红梅，我跟你讲。”
红梅看着她。
张姐抬起头，脸上那点笑还在，但眼睛里有别的东西。
“我这个人，就是看你可怜，我才帮你的。你不要以为我离不开这个店。”
红梅愣了一下。然后她笑了。
“对。”
张姐看着她。
“对什么对？”
红梅往前走了一步，离她更近。
“对对对，是是是。我知道，你是看我可怜。行了吧？”
张姐盯着她，看了几秒。然后她别过脸去，哼了一声。
“你知道就好。”
成年人的和解，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一个嘴硬，一个装傻，两个人对着空气演一场戏，演着演着，就真的过去了。
红梅看着她侧脸。张姐五十了，脸上有皱纹，眼角有斑，头发里藏着白。可这会儿侧着脸，嘴角抿着，眼珠子往这边瞟又收回去——那样子，跟个小姑娘似的。
红梅心里软了一下。
她伸手，在张姐胳膊上拍了拍。
“行了，进去吧。外面冷。”
张姐没动。
红梅等了两秒，自己转身往门口走。手刚碰到门把手，身后传来张姐的声音。
“红梅。”
红梅回头。
张姐站在那儿，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缩着脖子。风把她头发吹乱了，几缕粘在脸上。
“那个分店的事，”张姐说，“你说的，我记住了。”
红梅看着她。
张姐又低下头，用脚踩了踩那块砖。
“进去吧。”红梅说。
她推开门，风铃叮铃响了一声。
店里。常莹还站在那。看见红梅进来，她眼睛一亮。
“红梅，你跟她说什么了？”
红梅没理她。她走到柜台边，从常松手里接过小年。小年还在睡，小嘴嘟着。
常莹跟过来。
“红梅，我跟你讲，今天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她挠我三下，我记着。她男人不行，我说两句怎么了？又不是我让他不行的——”
记仇的人心里有个账本——别人的错记了三页纸，自己的错写了三个字：都怪他。
“你闭嘴。”
红梅头也没抬。她低头看着小年，小年睡得很香。
常莹张了张嘴。
“红梅，你——”
“我说你闭嘴。”
红梅抬起头，看着她。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常莹和她对视了几秒。她想说什么，可红梅那个眼神，让她把话咽回去了。
当着外人被自家人训，脸成了微波炉里转过的保鲜膜——皱成一团，还烫手。
她站在那儿，脸一阵红一阵白。
常松在旁边看着，心里那个疙瘩，一下子紧了。
红梅刚才那句话，声音不大，可那语气，那眼神，分明是把他姐当外人训。他姐再不对，是他亲姐。当着这么多人面，让她下不来台——
他看了红梅一眼。红梅没看他，低着头拍小年。
他又看了常莹一眼。常莹站在那儿，脸涨得通红，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男人在女人吵架时，是一根插在墙缝里的筷子——拔不出来，也派不上用场。
这时，门推开了。张姐走进来。
张姐脸上已经看不出什么了。她走到桌边坐下，抓起瓜子，嗑了一颗，咔。吐壳。又嗑一颗，咔。
常莹盯着她。张姐没看她，专心嗑瓜子。
泼妇骂街，奥运会正式项目——张姐从预赛一路杀进决赛，金牌银牌都是她，别人只能争铜牌。
常莹还站在那儿，眼泪掉下来了。
郭师傅拉着她胳膊。
“常莹，坐下，坐下说。”
常莹被他拉着坐下，低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
张姐在旁边看着，心里骂：骚货，装什么纯情？
张姐看常莹哭，像男人快进看A片——前戏太长，正戏太少，翻来覆去就那两招。还不如嗑瓜子有意思。
她嗑了一颗瓜子，咔，心里继续骂：四十多的人了，还抖？人家老郭看上你，是你祖上烧高香了……
常松看着他，心里想：这人要是真能娶我姐，就好了。姐嫁出去，就不用天天来店里了。红梅也不用烦了。张姐也不用跟她吵了。一家人都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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