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
幸福面馆里，早高峰刚过。六张桌子空了四张，剩下两张坐着人，都在埋头吃面，没人说话。
小年在柜台前面走路。
他穿着件奶白色的短款羽绒服，蓬蓬松松的，领口一圈浅灰色的绒，衬得小脸白净。胸口绣着一只卡通小熊，小熊戴着顶红色的毛线帽。裤子是卡其色的加绒卫裤，裤腿有点长，卷了两道边，露出脚上那双浅灰色的毛毛虫鞋——鞋底软，走起来没声儿，鞋头宽宽的，脚趾头能在里面动来动去。
他刚学会走路没多久，摇摇晃晃的，像只小企鹅。两只手张着，保持平衡，从柜台走到门口，从门口走回收银台，来来回回，走得挺认真。
常松蹲在柜台边，手里攥着个拨浪鼓，摇一下，咚咚——摇一下，咚咚——小年就扭头看他，咧嘴笑一下，露出几颗小米牙，然后继续走。
“小年，来，到爸爸这儿来。”常松张开手。
小年看看他，不理，继续往前走。走到门口，扶着门框站住，往外看了一眼。外面的阳光照进来，照在他脸上，他眯了眯眼，又转身往回走。
小年不知道，他走的这段路，他姐姐英子走了十八年才走稳。从被抛弃的那个冬夜，到如今站在母亲面前。他的每一步都有人扶着，而她的每一步，都踩在碎玻璃上。
红梅站在柜台后面，眼睛跟着小年走，但心思不在他身上。她时不时抬头看一眼墙上的钟。
她今天穿了件藏青色的羊毛开衫，领口微敞，露出里面浅灰色的打底衫。开衫是去年冬天常松从深圳带回来的，料子软和，版型挺括，袖口处绣着两朵暗纹的小花——不仔细看瞧不出来，但抬手时会有细微的光泽。
下面是条黑色直筒裤，裤线熨得笔直，脚上是一双矮跟的黑色短靴，鞋面擦得干干净净。
这身打扮，搁十年前她想都不敢想。那时候一件棉袄穿一冬，袖口磨得发白也舍不得换。
如今店里生意稳了，手头宽裕了，她也舍得给自己添几件像样的衣裳。张姐上回还说：“红梅，你现在走出去，说自己是老板娘，没人不信。”
可衣裳再体面，也遮不住脸上的倦。
眼窝陷下去一圈，青灰色的，扑多少粉都盖不住。眼底有血丝，细细密密的，像蛛网。嘴唇有点干，起了皮，她时不时用舌尖舔一下，不顶用。
昨儿夜里没睡好。翻来覆去，烙饼似的。英子今天到家。小年半夜醒了一次，她喂完奶，就再也睡不着了。睁着眼睛看天花板，看窗帘缝里透进来的月光，一点一点挪，挪到天亮。
她抬手拢了拢头发。头发是昨天新洗的，蓬松着，发尾微微卷，落在肩上。耳垂上戴着一对小小的金耳钉，是英子今年上大学用第一学期奖学金给她买的，寄回来，平时一次舍不得戴，今天特意翻出来戴上。
万一英子回来，看见妈打扮得齐齐整整的，心里也高兴。
可她的手，还是在擦柜台。一下，一下。柜台已经亮得反光了，她还在擦。
常莹坐在收银台后面，靠着墙，翘着二郎腿。她穿着件英子淘汰的墨绿色摇粒绒外套，拉链没拉，敞着怀，里面是件藏青色的高领毛衣。腿上盖着条旧毛毯，灰扑扑的，边角都磨毛了。
她看了红梅一眼，又看了墙上的钟一眼，嘴角撇了撇。
“红梅，英子不是说今天早上到吗？这都快十点了，人呢？”
红梅没停手，也没抬头。
“可能在路上堵车。”
常莹撇嘴。
“堵车？从北京到淮南的火车堵什么车？火车又不堵车。”
红梅没说话。
常莹换了个姿势，把另一条腿也翘上来。
“我看啊，是不是去别的地方了？”
红梅擦柜台的手顿了一下。就那么一下，然后又继续擦。
常松蹲在那儿，听见这话，抬起头看了常莹一眼。他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又咽回去了。
大玲站在后厨门口，靠着门框。她今天没穿工作服，上身是一件紫色的紧身毛衣，领口不大，但毛衣薄，紧紧贴在身上，胸口鼓鼓的。外面套着一件米白色的短款棉服，敞着怀。头发今天特意半扎起来，后面披着，前面留两缕垂在耳侧，走过来的时候带着一股洗发水的香味。没干活，就那么站着。
她的眼睛跟着小年走。小年摇摇晃晃走过来，走到她脚边，仰头看了她一眼，又继续往前走。她低头看他，嘴角动了动。
然后她的眼睛抬起来，落在常松身上。
常松蹲在那儿，手里还拿着那个拨浪鼓。他今天特意换了件新的连帽卫衣，深灰色的，胸口印着一个小小的耐克勾，logo是暗红色的。卫衣挺括，看着就是刚拆吊牌的。头发也刚洗过，还蓬松着，刘海搭在额前。
大玲身上那股洗发水的香味飘过来，混着点护发素的甜。常松鼻子动了一下，没抬头，眼睛还盯着小年。但耳朵根子红了一瞬，很快又褪下去。
中年男人的下半身是叛徒，上半身是警察——叛徒天天想越狱，警察天天在打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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