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登记一下。”
老刘走到收银台前,弯腰凑近柜面。
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支圆珠笔,笔帽咬得变了形。他拔了几下没拔开,用牙咬住,拽开。
钰姐把登记本推过来,手指在纸面上点了点:“品名,数量,日期,经手人。”
她的指甲修得圆润,涂着透明的油。
老刘低头写。他的手在抖,字歪歪扭扭的。写到“经手人”那栏,笔尖戳在纸面上,顿了几秒,写下“刘波”两个字。
他的笔尖在纸面上打摆子,字迹抖成心电图上最后一哆嗦——这辈子连个病危通知都没开过,先给自己签了个无期徒刑判决书:刘波,男,死刑,缓期执行,罪名是癞蛤蟆想天鹅肉。
杜森从后厨拎出一个白色塑料桶,桶里是暗棕色的卤料,盖子没盖严,酱香味从缝隙里渗出来。他把桶放在柜台上,桶底压住一张菜单。
“刘伯伯,装好了。”
老刘嗯了一声,伸手去拎桶。眼睛却往钰姐那边瞟。钰姐正低头按手机,拇指在按键上按了一下又一下。刘海垂下来遮住半边额头,她没抬头。
老刘拎起桶,转身往外走。走了两步,又回头。钰姐还是没看他。睫毛都没动一下。
常莹靠在门口,嘴角咧着,目送老刘推门出去。心里那个声音又响了:人家压根没正眼瞧你。你搁这儿演什么深情男主呢?
常莹嘴角那抹笑,一半是看戏的幸灾乐祸,一半是同病相怜的苦涩。她笑老刘,何尝不是在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谁不是一边被人无视,一边无视别人?命运的公平,就公平在——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被亏待的那个。
老刘骑着自行车,沿着舜耕小街往西。四月的下午,太阳已经开始毒了。他那件灰色汗衫,领口松垮垮的,风灌进去,把衣料往后吹,贴在身上,勒出瘦削的肩胛骨。
桶放在车筐里,随着路面颠簸,一下一下磕着铁筐底。他骑得不快,右腿每蹬一圈,膝盖骨就响一声。
经过的时候,他偏头看了一眼。那栋楼早拆了,原地立着一座新楼,玻璃幕墙干干净净。他以前也在这样一栋楼里上过班,技术员,画图纸的。厂里最受人敬重的那拨人。
下岗那天是个冬天。人事科的人说,老刘,你回去等通知吧。通知没来。后来张姐托常松给他找了个看仓库的活,干了几年。今年开了分店,张姐非让他把仓库的工辞了,来店里帮忙。他辞了。
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被拆了重新盖。楼可以再起,人却再也回不到图纸上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了。岁月这东西,拆你的速度,比拆迁队快多了。
现在想想,那个仓库至少清静。没人骂他,没人嫌他慢,没人说他擦桌子擦不出业绩。
他想起老赵。老赵是之前船厂仓库的工友,河南人,五十七岁那年查出来肺癌,半年就没了。老赵走之前跟他说,老刘,你这辈子就是太老实。
老赵说得对。
老实,是这世界上最不值钱的品质。它换不来尊重,换不来前程,甚至连一句真心的夸奖都换不来。它只换来一个共识——这个人,可以欺负。
风从前面吹过来,柳絮贴在他脸上,毛茸茸的。他眯了眯眼。
太阳晒在后脖颈上,汗从领口往下淌。他腾出一只手,用袖子抹了一把脸。袖子湿透了,贴在胳膊上,又闷又黏。
桶里的卤料随着车颠簸,晃荡着,发出沉闷的水声。
二十三岁大学毕业进厂,意气风发。张春兰没文化,但年轻时候好歹也是淮南市的铁姑娘,追了他整整两年才追到手。母亲劝他:你老实,就得找个泼辣的。
下岗之后,一腔抱负无处施展。事业上不行,床上也不行。张春兰说他软,说他硬不起来,说他不是个男人。
儿子找了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女儿。全家都在瞒着春兰,不敢说。女儿大学毕业了,在外面上班,没个头绪,也找不到个好婆家。
算了,管不了。就这么过吧。
就这么过吧”——这四个字,是中国男人最硬的春药。硬撑。
他又想起钰姐。那种女人,即便他现在单身,人家也看不上他。这辈子,没那个命。
十字路口,红灯。他单脚撑地,自行车歪歪斜斜。旁边一辆黑色奔驰,里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年纪跟他差不多,头发梳得整齐。副驾驶的女人烫着卷发,男人伸手在她手背上拍了拍,她偏头笑了一下。
绿灯亮了。奔驰平稳地驶出去,尾灯越来越远。
老刘低头看自己,汗衫领口松垮垮的,胸口洇着汗渍,裤腿沾着油点子,鞋面上全是灰。
他蹬了一脚,车筐里的塑料桶晃了晃。
手机响了。他单脚撑地,从裤兜里掏出来,屏幕上闪着“老婆”两个字。
“到哪了?”张姐的声音从听筒里炸出来。
“到了到了,马上到。”
“妈,我们回来啦。”
王强推开家门,侧身让雪儿先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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