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察缉司总部。
影看着云南站发来的密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提笔在报告上批注：“继续监控，记录所有参与者。不得惊动。”
然后他展开另一份密报，来自广州站。内容大同小异：两广总督陈文瑞已秘密会见英法代表，接受了八十万两白银的“起事经费”，正在加紧编练私兵，并试图拉拢福建水师的部分将领。
影将两份报告并列放在桌上，拿起一份标注为“绝密”的档案。档案封面写着：“‘清淤’行动计划”。
计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监控期（已进行三个月）。全面掌握叛乱集团的人员、资金、武器流向，绘制完整的关系网络图。
第二阶段：收网期（预计一个月后）。在叛军完成集结、即将举事的前夕，同时逮捕核心成员，瓦解组织架构。
第三阶段：肃清期。公开审判，公布证据，彻底清除南方残余的反对势力，并为接下来的全面改革铺平道路。
计划的最后一页，是摄政王陈默的亲笔批示：“此战不仅要平叛，更要立威。让天下人知道，新政不可逆，统一不可分。凡勾结外敌、分裂国家者，虽远必诛。”
影合上档案，走到窗边。夜色中的北京城，万家灯火，一片安宁。但在南方，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他按下桌上的一个按钮。片刻后，三名穿着便装但气质精干的中年人无声进入。
“传令‘清淤’行动各小组，”影的声音平静无波，“第一阶段进入倒计时。三十天后，无论叛军是否提前举事，我们准时收网。”
“另外，通知南海舰队郑沧澜司令、西域赵虎司令：南方有变，但一切在掌控中。按原计划，继续对敌施压，不必回援。”
“最后，”影顿了顿，“通知龙渊军特别行动部队，做好南下准备。一旦叛乱爆发，我要他们在十二个时辰内，出现在叛军最想不到的地方。”
“是！”三人领命而去。
影独自站在窗前，望向南方。他想起陈默曾说过的一句话：“改革最大的阻力，往往不是来自外部敌人，而是来自内部那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害怕改变，因为改变意味着他们要失去特权。”
“所以有时候，”陈默当时笑了笑，笑容里有一种冰冷的意味，“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把所有的牌都亮出来。然后，一局定胜负。”
现在，牌快要亮完了。
永历七年，二月初三。
本该是春暖花开时节，但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晚。云南昆明，沐王府突然宣布：因“境内匪患猖獗，危及商路”，即日起封锁滇黔、滇桂主要通道，“剿匪期间，任何商旅不得通行”。
几乎同时，广东广州，两广总督衙门张贴告示：为“整顿海防，清查走私”，即日起封锁珠江口，所有商船须接受严格检查，否则一律扣留。
表面理由冠冕堂皇，但明眼人都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
二月十二，云南曲靖。
这里是滇黔交界的重要关隘。守将杨雄是沐天波的心腹，奉命率五千兵马驻守此地，名义上是“防匪”，实际是阻挡可能从贵州方向来的朝廷官军。
凌晨，天色未明。关隘上，哨兵打着哈欠，看着远处漆黑的山路。突然，他揉了揉眼睛——山路尽头，出现了火光。
不是一点两点，而是连绵成片的火把长龙，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关隘逼近。
“敌袭！敌袭！”凄厉的警报声响彻关隘。
杨雄匆匆披甲登上城楼，当他看清来敌时，脸色骤变。那不是什么土匪流寇，而是整齐的军阵，目测至少上万人。更让他心惊的是，军阵中隐约可见火炮的身影。
“是哪里来的军队？贵州的官军？不可能这么快……”杨雄喃喃自语。
答案很快揭晓。军阵在关隘前一里处停下，一面大旗在晨风中展开。旗上不是大明的日月旗，也不是任何州府的旗帜，而是一个硕大的“沐”字。
旗下，一员将领策马而出，正是沐天波的侄子沐剑声。他举起铁皮喇叭，声音在寂静的黎明中回荡：
“曲靖守军听着！我乃黔国公世子沐剑声！今奉王命，起兵清君侧！朝廷有奸臣当道，蒙蔽圣听，祸乱朝纲！吾等忠义之士，当奋起诛奸，还政天子！”
“开关投降者，既往不咎！负隅顽抗者，格杀勿论！”
关隘上一片哗然。清君侧？造反？
杨雄愣了片刻，突然明白过来——这就是王府谋划已久的大事！他立刻拔出佩剑，大吼：“世子在此，还不开城门迎接王师！”
城门缓缓打开。沐剑声一马当先，率军涌入。不到一个时辰，曲靖易主。
同一日，类似的场景在云南、广西、广东的七个关隘要地同时上演。沐王府和三省叛军以“清君侧”为名，突然发难，凭借内应和突袭，一举控制了通往中原的多个关键通道。
消息如同瘟疫般传开。
二月十五，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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