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发生在2003年，那会儿胡诗语还在读卫校。
她家在川北一个叫柳村的地方，四面环山，一条柳溪从村口流过。村子不大，百十户人家，祖祖辈辈种田采药，日子过得清净。那年春天，胡诗语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爷爷病了，让她回去一趟。
电话是二婶打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谁听见。胡诗语问爷爷什么病，二婶支支吾吾，只说回来就知道了。
她请了假，坐了一天的车，到县城已是傍晚。从县城到村里没有班车，她只好花高价包了一辆摩托。山路颠得厉害，骑摩托的老乡一路不说话，快到村口的时候，忽然停下来，扭头问她：“你是柳村的？”
胡诗语说是。
老乡沉默了一会儿，说：“最近你们村在闹病，外头的人都不太敢去。”
胡诗语心里咯噔一下，问什么病。老乡摇摇头，没再说话，发动摩托继续往前走。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黑透，老乡把她放下来，收了钱，掉头就走，连车灯都没敢多停一会儿。
胡诗语站在村口那棵老柳树下，往里张望。村子黑黢黢的，没有一盏灯，连狗叫声都没有。只有柳溪的水哗哗流着，比往年听着都响。
她摸黑往家走。路过村卫生室的时候，看见门缝里透出一点光。她犹豫了一下，走过去趴在门缝上往里看。
卫生室里点着一盏煤油灯，村医老周坐在桌边，低着头在写什么。他对面坐着一个人，背对着门，看不见脸。那人穿着一身黑衣服，肩膀瘦削，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
胡诗语正想敲门，忽然看见老周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针筒。那针筒很大，比平常打针用的粗得多。他走到那人身边，撩起那人的袖子，把针扎了进去。
针筒里抽出来的不是血，是黑色的。
黑得像墨汁一样，稠稠的，在针管里缓缓流动。
胡诗语捂住嘴，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她看见老周把那管黑水抽出来，倒进一个玻璃瓶里，盖上盖子，放进柜子。然后他拍拍那人的肩膀，那人站起来，转过身。
那是一张没有五官的脸。
光溜溜的，像剥了壳的鸡蛋，眼睛鼻子嘴巴，什么都没有。
胡诗语腿一软，跌坐在地上。等爬起来再看，门缝里的光已经灭了，卫生室一片漆黑。
她不敢多待，踉踉跄跄跑回家。
二婶开的门，见她回来，一把拽进屋，把门闩上。屋里点着一盏小油灯，光线昏暗，胡诗语的父亲坐在堂屋里，脸色蜡黄，瘦了一大圈。他看见女儿，勉强笑了笑：“回来了？”
胡诗语扑过去，问他怎么了。父亲摆摆手，说没事，老毛病，歇歇就好。
她问爷爷呢。
父亲往里屋指了指。
胡诗语推开里屋的门，一股浓重的中药味扑面而来。爷爷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脸色灰败，嘴唇干裂，眼睛半睁着，眼珠子浑浊得像蒙了一层雾。
“爷爷？”她轻轻喊了一声。
爷爷的眼珠子动了动，没有回应。
胡诗语伸手去摸他的额头，不烫。她又翻开爷爷的眼皮看了看，瞳孔反应正常。再按了按他的肚子，软软的，没有硬块。她学医两年，基本的诊断还是会的，可爷爷这症状，她一样都对不上。
她退出去，问二婶：“爷爷到底什么病？”
二婶低着头，不说话。
父亲叹了口气，说：“不是病。”
“不是病是什么？”
父亲沉默了很久，才说：“是债。”
那天晚上，胡诗语没能从父亲嘴里问出更多。她被安排睡在堂屋的竹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一直浮现那张没有五官的脸，还有那管黑色的血。
半夜，她听见外面有动静。
窸窸窣窣，像是什么东西在地上爬。她轻轻起身，走到门边，从门缝往外看。
月光下，村道上爬满了人。
不对，不是爬，是跪着往前挪。一个接一个，密密麻麻，全是村里的人。他们低着头，双手撑地，膝盖在地上磨着，一步一步往前挪。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抬头，就那么沉默地挪动着，像一群赴死的牲口。
他们挪动的方向是村后。
胡诗语的心脏跳得几乎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她看着那些人一个接一个消失在巷子尽头，不知道过了多久，村道上空了，只剩月光照着石板路，泛着惨白的光。
她没有跟出去。她不敢。
第二天一早，胡诗语去找村医老周。
卫生室的门开着，老周坐在里面，正在碾药。见她进来，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碾。
“周叔，”胡诗语斟酌着开口，“我想问问，村里到底怎么了？”
老周没回答。
“我爷爷的病，是不是……”
“不是病。”老周打断她。
“那是什么？”
老周把药碾子放下，抬起头看着她。他的眼睛浑浊，布满血丝，像很多天没睡过觉。
“你学医的，我问你，”他说，“病从哪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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