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寄出去第七天，《北京日报》编辑部。
编辑老赵看着桌上那封匿名信，眉头紧锁。
信纸已经传阅过三轮，几个编辑意见不一。
“老赵，这信…内容太惊人了。”副编辑说，“三年逼捐，还是在61年那种年景。要是真的，这可是个大新闻。”
“也可能是诬告。”另一位编辑说，“匿名信，没落款，谁知道真假。”
老赵没说话。他拿起信又看了一遍。
信写得很清楚:时间、地点、人物、金额，连部分捐款记录都抄录了。最触目惊心的是1961年大饥荒期间仍在逼捐这一条。
如果属实，这不是简单的邻里纠纷，是喝人血。
“派个人去查。”老赵终于开口，“但不要声张。老王，你去，装成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就说…就说回访赔偿款发放情况。”
“行。”王记者点头。
第二天上午，王记者背着挎包进了南锣鼓巷。
他没去街道办，直接去了九十五号院。敲开前院李家的门时，李大山正在家糊纸盒。
“同志，您是？”
“街道办的，来回访一下赔偿款发放情况。”王记者掏出个小本子，“上次不是发了退赔款吗？街道想了解一下，钱都收到了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李大山赶紧让进屋:“收到了收到了，三百四十五，一分不少。谢谢街道，谢谢王主任。”
“那就好。”王记者在本子上记着，“对了，听说这钱是退赔以前捐款的？以前捐得多吗？”
李大山脸色变了变:“这个…还行吧。”
“我看看记录。”王记者翻开另一页，“61年你家捐了八次，十一块五。那时候日子不好过吧？”
李大山沉默了。
“同志，这话…能不说吗？”他低声说，“钱都退了，再说那些…”
“我就是了解一下情况。”王记者说，“你放心，就是内部回访，不往外说。”
李大山犹豫了很久，终于开口:“61年…是真难啊。家里四个孩子，粮食定量不够，天天饿得哭。可院里让捐，不捐不行。一次五毛，八次就是四块…四块钱，能买多少红薯啊……”
他说着，眼圈红了。
王记者默默记下。
他又去了王家。王师傅正给媳妇熬药，见街道办来人，有些紧张。
“钱收到了，二百八十九，谢谢街道。”
“听说您爱人长期生病？”王记者看着炕上脸色蜡黄的王嫂子。
“是，哮喘，还有风湿，干不了活。”王师傅说，“药不能断，一断就犯病。”
“那以前捐款的时候…”
王师傅苦笑:“捐啊，怎么不捐。61年捐了七次，九块四。那时候我媳妇病重，抓药的钱都不够，还得捐…不捐，易中海就说没有团结精神，要调整住房。我怕啊，我家这情况，要是被赶出去，上哪儿住去？”
王记者继续记。
他一家家走访。韩家、陈婶家、赵家、周家、吴家、郑家……每家的说法都一样:被逼捐，不敢不捐，尤其是61年，饿着肚子也得掏钱。
问到孙家时，孙建国很平静。
“捐了二十八块八，退了二百八十八。”
“61年捐了九块一？”
“对。”孙建国说，“那时候我奶奶身体还好，能糊纸盒，我和弟弟打零工，日子勉强能过。但捐了钱，就得紧着点。”
“听说有人因为不捐被迫搬走了？”
孙建国看了王记者一眼:“有，前院原来住着一户姓张的，61年底搬走的。他家孩子多，实在捐不起，易中海开大会批评，说他不团结。后来…就搬了。”
“搬哪儿去了？”
“不知道。”孙建国说，“可能是回乡下了。”
王记者点点头，合上本子。
走访持续了两天。王记者又去了街道办附近，找了几家修鞋摊打听。修鞋的刘老头一听九十五号院，直摇头。
“那院子…邪性。前几年老有人来反映，说逼捐，活不下去了。街道办不管，派出所也不管。后来就出事了，断腿的断腿，死的死……”
“派出所为什么不管？”
“谁知道呢。”刘老头压低声音，“听说所长跟王主任是老同事，关系好。再说了，那院子有个聋老太太，跟王主任有点亲戚关系，一直护着易中海他们。”
王记者心里有数了。
回到报社，他把调查情况写成报告。老赵看完，拍了桌子。
“发！明天就见报！”
“标题怎么定？”
“就叫……”老赵想了想，“《三年逼捐，困难时期喝人血——南锣鼓巷九十五号院问题调查》。”
第二天一早，《北京日报》第二版，整版报道。
标题黑体加粗，正文密密麻麻。
文章从1961年大饥荒说起，详细列举了九十五号院三年的捐款次数、金额，特别强调了在粮食最紧缺的年份仍在逼捐的事实。采访了七八户居民，每户的证言都触目惊心。
更狠的是，文章最后点了一句:“对于群众的多次反映，街道办、派出所均未认真处理，直至矛盾激化发生恶性案件，才以退赔了事。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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