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3日，第聂伯河西岸，某个连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小村庄。
雨水从破败的屋顶漏下，在教堂废墟的石板地上积成一个个浑浊的水洼。我们坐在半坍塌的圣坛旁，吃着三天来的第一顿热食——如果那锅用雨水、发霉的土豆和不知名的罐头肉熬成的糊状物能被称为“热食”的话。
“巨兽”停在教堂外的广场上，在雨中沉默地矗立，雨水顺着装甲板上的弹痕和凹坑流淌，把那些地方洗得发亮，像一道道新鲜的伤口。威廉正在给它做例行检查——虽然“例行”这个词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在撤退途中，检查就是修复，修复就是维持它还能动的最低限度。
“左侧第七负重轮彻底完了，”威廉从车底爬出来，脸上混着雨水、机油和泥浆，“轴承碎裂，轮子卡死。我们需要更换，但备用轮...”他摇摇头，“昨天看到补给车队被空袭了。”
埃里希从炮塔探出头，手里拿着那本边缘卷曲的弹道笔记本，但目光空洞地看着远方：“东岸还有动静吗？”
我摇摇头。第聂伯河东岸，我们七天前还在那里战斗的地方，现在只剩下苏军的坦克纵队扬起的尘土和偶尔的炮声。他们正在渡河点集结，准备强渡。而我们，理论上应该在这里建立防线，但实际上...
实际上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整个帝国师——如果还能称之为一个师的话——现在剩下的战斗力不到编制的三分之一。我们连，原本应该有十二辆虎式，现在只剩下四辆还能作战，其中两辆像“巨兽”一样，依靠临时维修和祈祷维持着移动能力。
施耐德从临时架设的通讯帐篷里走出来，脸色比天空还要阴沉。“命令，”他只说了这个词，但语气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们围过去。雨水打在电报纸上，墨水晕开，但关键部分还能辨认：
急电 党卫队第二“帝国”师指挥部收
鉴于顿巴斯方向局势急剧恶化，你部立即中止第聂伯河防线构筑任务，全单位向东南转进，务必于9月10日前抵达扎波罗热地区，归属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参与顿巴斯防御战役。
优先保障装甲单位机动性，非必要装备可遗弃。伤员移交当地野战医院。
重申：顿巴斯工业区与煤矿资源具有战略重要性，必须坚守。
“顿巴斯，”威廉念出这个词，声音里有一种认命的平静，“离这里四百公里。六天时间。用一辆左侧第七负重轮卡死的虎式。”
“还有燃料问题，”约阿希姆补充，他刚刚检查完油箱，“我们只有不到一百五十升。到扎波罗热至少需要...四百升。”
“还有弹药，”埃里希说，“穿甲弹只剩四发，高爆弹七发。”
我们沉默地看着彼此。这不是第一次面对不可能的任务，但这一次，不可能的程度达到了新的高度。
“命令就是命令，”最终我说，声音在雨声中显得微弱，“威廉，能修好负重轮吗？”
“如果找到备用零件，可以。但需要时间，至少八小时。”
“我们没有八小时。命令说‘立即’。”
威廉深吸一口气，雨水顺着他的脸流下，像眼泪，但他没有表情。“那就用其他方法。我可以把左侧第六和第八负重轮调整位置，分担第七轮的压力。但这样...最多再跑一百公里，整个左侧悬挂就可能崩溃。”
“一百公里也比零公里好，”我说，“开始修。其他人，检查所有能丢弃的东西。非必要装备...全部留下。”
接下来的两小时，我们在雨中进行了残酷的选择。备用履带板？太重，留下。多余的机枪弹药？留下。个人物品？我看到了约阿希姆犹豫地拿起一本小相册——里面是他家乡和家人的照片，最后他把它塞进了胸前的口袋。埃里希留下了他的弹道笔记本，但扔掉了所有计算用的草稿纸。威廉留着他的工具包——那是他的生命。
至于我，我从储物箱里拿出奥托的怀表和我的笔记本，放进大衣内侧口袋。然后我看着箱子里剩下的东西：一套相对干净的礼服（曾经幻想过授勋时穿），几封家信（已经很久没有新的了），一本破旧的《浮士德》（大学时代的遗留物）。我把它们留在箱子里，关上箱盖。
“不带走吗？”施耐德问。
“非必要装备，”我重复命令上的词，声音干涩。
下午三时，雨小了一些。威廉完成了临时维修——如果那能被称为维修的话。他用铁链和螺栓强行固定了左侧负重轮组，让重量分散。“像用绷带包扎断腿，”他解释，“能走，但每一步都可能彻底断裂。”
全连开始集结。四辆虎式，八辆四号坦克，十二辆半履带车，还有一些卡车和摩托车。这就是帝国师装甲团现在剩下的全部。其他的，有的在库尔斯克被击毁，有的在撤退途中因故障被遗弃，有的...消失了，连残骸都找不到。
连长——现在应该称他为代理营长，因为真正有资格的长官要么战死要么重伤——站在一辆半履带车上做简报。他是个年轻人，叫冯·伯恩上尉，脸上有一道从额头延伸到下巴的伤疤，那是库尔斯克留给他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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