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冬，天就跟被冻住了似的，风刮在脸上跟小刀子划似的疼。我缩着脖子，揣着手，站在小区门口的公交站牌底下，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心里头跟揣了块冰疙瘩似的，凉飕飕的。
我叫栓柱，大名刘栓柱，打小在山坳坳里长大。记忆里，老家的日子就像村口那条干巴巴的河，一年四季见不着多少活水。爹娘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抠着每一分钱过日子，顿顿咸菜配粗粮，一件打满补丁的衣裳能穿到磨破了袖口。小时候我发烧烧到说胡话，爹娘攥着皱巴巴的毛票，在卫生院门口徘徊了半宿，最后还是咬着牙买了最便宜的退烧药。那时候我就知道，钱这东西，是命根子，一分一厘都不能松。后来跟着老乡进城，进了一家机械厂当操作工，流水线的活儿枯燥又磨人，一天下来胳膊都抬不起来，可我愣是咬牙干了十年，工资一分分攒着，从不乱花一分钱。
半年前，我瞅准了城郊的一个新楼盘，咬着牙把十年攒下的积蓄全掏了出来，又厚着脸皮跟亲戚朋友挨个开口借了些，凑够了全款，硬是没贷一分钱——我心里门儿清，贷款要付的利息，够我小宝好几年的学费了。拿到钥匙那天，我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看着窗外的阳光洒进来，眼泪差点掉下来，这是我半辈子抠出来的安稳窝。
房子是毛坯的，不拾掇肯定住不了人。装修公司的人来看了一圈，张口就要三万块，我当时就摆手，太贵了，实在是太贵了。这钱够我给老家爹娘买好几年的药了，够给小宝攒两年的学费了。后来听工友说，用工市场的散工便宜，手艺也不差，我就揣着烟，颠颠儿地跑了过去。
市场里人来人往，吆喝声、锤子声混在一块儿，吵得人耳朵疼。我转了半天，瞅见个五十来岁的老师傅，姓马，脸上沟壑纵横，手上全是老茧，一看就是干了半辈子木匠的。我上去递了根烟，跟他谈价钱，心里头的小算盘噼里啪啦响。最开始我说，只要活儿干得好，一万二，一分不少他的。马师傅琢磨了半天，点头应了，说一个月工期，材料我自己买，他只管干活。
一万二，说实话，不算贵，可那是我大半年的血汗钱。夜里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眼就是爹娘在田埂上弯腰的背影，就是小宝眼巴巴看着别人家孩子吃冰棍的模样，就是我跟亲戚朋友借钱时，人家脸上那欲言又止的神情。不行，得再省省。
马师傅带着两个年轻徒弟，第二天就上门了。头几天，我还挺满意，马师傅干活细致，地砖铺得平平整整，墙面刷得跟镜子似的。那阵子老婆厂子忙，没人看孩子，我就天天把六岁的小宝带在工地上。小宝乖巧，不吵不闹，就蹲在角落玩我捡的碎瓷砖片，马师傅歇工的时候，总爱蹲下来逗逗他，从兜里摸出块水果糖塞给他，小宝咧着嘴笑，露出两颗刚换的门牙，看着讨喜得很。
那天中午歇晌，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马师傅看着小宝在太阳底下追着一只蝴蝶跑，突然叹了口气，冲我说：“老弟，你家娃看着眉眼周正，是个有福气的。”我听了这话，心里头美滋滋的，嘴上却假意谦虚：“啥福气不福气的，就是个皮猴。”马师傅笑了笑，又问：“娃啥时候生的？几时几分？我年轻的时候跟个老道长学过两天八字，免费帮你瞅瞅。”
一听“免费”两个字，我眼睛都亮了。精打细算惯了，能省的钱要省，能占的便宜也不能放过。我想都没想，就把小宝的生辰八字报了个底朝天，连我自己的出生时辰也顺嘴说了。马师傅眯着眼掐着手指头算了半天，点头说：“不错不错，娃的八字里带财带贵，就是小时候身子骨弱了点，得多护着。”我当时听得心花怒放，压根没留意马师傅说这话时，眼神里一闪而过的复杂。
可干着干着，我心里头的小算盘又开始打了。瞅见马师傅中午买了份红烧肉，我心里就嘀咕，这肉得十块钱吧？这钱省下来，能给小宝买两斤排骨呢。看见徒弟多裁了半块瓷砖，我就忍不住念叨，说他浪费，半块瓷砖也是钱，够我买一捆大葱了。越想越觉得一万二花得亏，不行，得找补回来。
后来，我更是变本加厉，天天守在工地上，跟个监工似的，眼睛瞪得溜圆，专挑毛病。地砖缝稍微有点歪，我就说不行，得重铺；墙面颜色稍微有点深，我就说他偷工减料，用了便宜漆。马师傅一开始还耐着性子跟我解释，说手工活儿难免有点误差，可我不听，梗着脖子跟他吵。我心里头清楚，这些毛病都是鸡毛蒜皮，可挑的毛病越多，扣的钱就越多，扣下来的钱，都是实实在在的家底。
我还临时加了活儿，让他给阳台砌个花台，给卫生间装个置物架，马师傅皱着眉头说：“刘老弟，这都是额外的活儿，得加钱。”我当时就拉下脸：“马师傅，咱们当初说好了全包，你这咋还加价呢？邻里邻居的，别这么计较。”马师傅盯着我看了半天，眼神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最后叹了口气，没再说话，转头就带着徒弟干活去了。我看见他转身的时候，肩膀微微抖了一下，可我那会儿满脑子都是省钱，哪顾得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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