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灭东突厥之后，大唐还从未有过，举全国之力，伐一国的举动。周边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国家值得大唐这样做。但是高句丽，却毫无争议地，有这个资格。甚至满朝文武谋划了多年，时至今日即将发兵，都没有特别大的信心能够成功。
事实上，朝中对此时向高句丽用兵，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官员是持有反对意见或者消极态度的。当年以隋朝国力之强，攻打高句丽仍然铩羽而归。李唐才建国多少年，休养生息的政策都还没有贯彻下去，国力的悬殊就更别提了。
就拿最重要的人口和耕地来说，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在籍四百万户，到了隋炀帝登基时已达八百九十万户，以一户六口计，全国人口不下五千万，而在李世民登基的时候，全国算上隐户黑户也不过三百万户，两千多万人。耕地更加是天壤之别，隋文帝开皇九年，全国统计，已垦田地一千九百万顷，到了隋炀帝大业中期已垦田地五千万顷。而到了李世民登基的时候，全国已失的耕地，就达到了两千三百万顷，也就是说，在全国的范围内，有一半的耕地是没人耕种，闲置状态。
古代和现代的不同是，耕地如果荒废了多年，变没办法再耕种，得重新完成一边垦荒。这，恰恰是相当耗费体力的。
当然，这个数字也不见得十分准确。因为仔细研究，隋文帝建国到隋炀帝登基也不过十来年，十来年人口达到翻倍，就是母猪也生不出来这么多，很明显是荒谬的。那这个数字是怎么回事呢？魏征给出了一个说法，隋朝前面是南北朝，那个时候人们流离失所，人口统计困难。而隋朝正式建立后，国家大一统，各地官员们对百姓进行彻底的调查，这主要是为了收税，人头税。为了配合隋炀帝的横征暴敛，巧立名目加税，各地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虚报，所以在隋炀帝在位的时期，人口达到了恐怖的五千万。
但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多。
而到了李世民刚登基的时候，官方统计的户籍是二百万户，实际约为三百万户，两千多万人。打了十多年的仗，死了小一半的人，这个比例相对是合理的。
而李世民为了避免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在刚登基的时候，明知有隐户，却也没有进行人口普查。这也是历朝进行休养生息，藏富于民的一手常规手段。真正进行的人口普查，是在李牧提出新政，废除了人头税之后。以地收税，而不是以人收税，普查人口对民富就没有了影响，李世民这才下旨，逐步在各地推行‘身份证’，这样统计出来的数据，绝对是历朝以来最准确的。
李牧提出的新政，巧妙之处就在于。解放了人口这条线的限制，从前有人头税的压力，人口都是尽量虚报瞒报的，这样对于其他要利用到人口的地方，就产生了很多的限制。比方说，需要募兵的时候，就会因为没有掌握到具体人丁的数量，而导致效率极低。
而这次对高句丽作战，李世民考虑到了种种前朝的弊端，又与李靖彻夜密谈，综合了所有目前拥有的条件。
首先，废除了人头税之后，国家更准确地掌握了人口的情况。比方说，某地男丁相对多一些，哪些地方都是老弱病残。哪些地方征兵会影响耕种，哪些地方土地贫乏正适合当兵吃粮，缓解地方压力。
而且，除了现有的府兵之外，大唐在逐渐推行募兵制。这样可以有针对性的，在兵源优良的地区多招募士卒。战斗力的提升和保证，都会得到优化。
在军事方面，李世民也是经过了仔细斟酌的。为了避免出现东西不顾的情况，李世民做了通盘的考量。西南的吐蕃内讧刚刚结束，自顾不暇，短期内是不可能犯边的。而西北的西突厥，在李牧的斡旋之下，与大唐结成了兄弟之盟，并且，内务府用大量的丝绸之路上的订单，把西突厥绑架了起来。如果西突厥想要过得富足，他们必须得支持大唐的丝绸之路，否则他们就得重新过上颠沛流离朝不保夕，像流寇土匪一样的生活。泥孰是大唐文化的坚定支持者，有泥孰在的时候，西北应该也不会出问题。
但是突厥人并不是很准成，所以李世民这次没有调定襄都护府的兵马去打高句丽，让李孝恭这个宗室大将坐镇西北，他才能真正的安枕无忧。
唯一西边的隐患吐谷浑，去岁也以摧枯拉朽之势灭掉了。
至此，打高句丽就只剩下了一个顾虑，那便是北边的突厥残部和薛延陀，但李牧用了一手内迁，提前引爆了突厥残部的矛盾。在李绩，李孝恭的虎视眈眈之下，阿史那思摩完成了突厥残部的内部清理，虽然这样也壮大了薛延陀。但是一个团结一心的东突厥部族，战斗力还是有保障的，李世民对阿史那思摩施恩，送了不少粮草辎重，命他在河套地区建城，以防备薛延陀南下。
同时，李世民还派出使者，分别联系薛延陀的几个大部族的首领，施以分化之事。减缓薛延陀的团结，这样又能争取不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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