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内比都特别法庭，庭审第三天。
卡特莱特今天换了一套深灰色西装，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他站在辩护席前，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国际法判例汇编。
“尊敬的法庭，”他的声音透过同声传译系统回荡在法庭里，“我提请法庭注意《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第4条，以及缅甸《引渡法》第17条，都明确规定：如果被请求国有充分理由相信，引渡后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死刑，可以拒绝引渡。”
他转向法官席：“中国法律保留死刑，且本案公诉方反复强调‘情节特别严重’。
卡特莱特翻开判例汇编：“2015年欧洲人权法院‘阿尔-沙特诉英国案’中，法院明确裁定，对于保留死刑的国家出具的司法保证，必须进行‘最严格的审查’，因为‘生命权是不可克减的基本人权’。201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拉希德引渡案’中进一步指出，此类保证必须有‘国内法的刚性程序保障’，而非行政机关的简单承诺。”
他放下书，目光扫过公诉席：“中国不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其司法体系缺乏国际社会公认的死刑适用限制标准。
法庭里一片寂静。旁听席上的国际法学者们微微颔首——卡特莱特确实抓住了引渡博弈中最敏感的命脉。
吴敏登顿了顿，加重语气：“其次，辩护人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近年来在死刑适用上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严格的程序限制。根据中国法律，死刑只适用于‘极其严重’的罪行，且必须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过去十年，中国死刑执行数量下降了80%，2019年还废除了多项经济犯罪的死刑。”
他出示另一份文件：“这是中国司法部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合作报告，其中详细记录了中国刑事司法改革进程。报告指出，中国正在‘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并‘加强死刑案件的程序保障’。”
卡特莱特立即反驳：“渐进式改革不能替代现行法律。只要死刑仍然存在于中国刑法中，我的当事人就面临生命威胁。更何况——”他话锋一转，“本案所谓的‘犯罪情节’，恰恰符合中国刑法中‘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
周涛此时举手请求发言。在审判长允许后，他走到法庭中央。
“审判长，我想请法庭注意一个基本事实。”周涛的声音清晰而坚定，“中国请求引渡塔昆·索温，不是为了施加刑罚，而是为了伸张正义。十三条无辜生命被残忍剥夺，十三个家庭破碎，这样的罪行必须得到公正审判。”
他看向卡特莱特：“辩护人引用国际法原则，却忽视了另一个更根本的原则——‘或引渡或起诉’。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16条，缔约国对于公约所涵盖的犯罪，如果不引渡，就应当起诉。缅甸如果拒绝引渡，是否有能力、有意愿在本国对塔昆进行公正审判？”
这个问题直接刺痛了缅甸司法体系的软肋。旁听席上，几位缅甸官员面色微变。
卡特莱特反应迅速：“缅甸是主权国家，拥有完整的司法体系。我的当事人在缅甸法庭接受审判，是完全合法的选择。”
“但审判能够公正进行吗？”周涛追问，“塔昆·索温在缅甸经营二十年，渗透了政、警、军多个系统。在之前的预审中，已经有两名证人突然‘改变证言’，三名证据保管人员‘离职’。如果案件在缅甸审理，辩护人如何保证司法过程不受干扰？”
法庭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这是赤裸裸地指出了缅甸司法体系的腐败问题。
审判长吴丹瑞敲响法槌：“法庭提醒双方，辩论应围绕法律问题，不对他国司法体系进行价值评判。”
周涛微微躬身：“抱歉，审判长。我只是想指出，引渡的目的是确保正义得到实现。中国提供的不仅是司法保证，还有完整的证据链、专业的司法团队，以及——”他顿了顿，“对受害者家属的交代。”
他转向旁听席左侧，那里坐着十三名船员家属代表：“这些家属等待了三年。他们想要的不是复仇，而是真相和公正。只有在一个完全独立、不受任何势力干扰的司法体系中，这个案件才能得到彻底、公正的审理。”
船员家属席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起身。他是“澜湾6号”船长刘大民的父亲，今年七十八岁。老人用云南方言缓慢地说：“法官大人，我儿子死了三年了。我每天晚上都梦见他浑身是血……我们不想要谁的命，我们只想知道，我儿子为什么死？谁杀了他？为什么杀他？”
翻译将老人的话译为缅语和英语。法庭里一片寂静。
老人继续说：“我们在缅甸告了三年，没人管。现在中国要审，有人又说不行。我想问，我儿子的命，到底值不值得一个真相？”
话音落下，老人缓缓坐下，老泪纵横。他身边的家属们低头啜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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