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11年，2月20日，清晨六时。
维特根斯克省，矿星城废墟边缘的临时安置区。
天还没亮，但简易板房区的煤油灯已经零星亮起。第一批起床的是负责炊事的妇女们——她们大多是灾民自发组织的“互助组”成员。五十岁的王婶用冻得通红的手点燃炉灶，往大铁锅里倒水。水是从三公里外的临时供水点挑来的，一桶水要供三十个人洗漱和做饭。
“今天还是菜粥？”旁边的李嫂问，往灶里添柴。
“省里拨的面粉昨天到了，”王婶掀开旁边麻袋的封口，伸手抓了一把——这次是真正的面粉，细腻洁白，“能蒸点馒头。孩子们好久没吃面食了。”
李嫂眼睛一亮：“那敢情好。我家小宝昨晚还说梦话，念叨着想吃白面馍。”
她们说话时，远处传来士兵出操的号子声。自从2月8日地震以来，驻扎在矿星城的救援部队增加到两万人，他们的帐篷区就设在安置点旁边。每天清晨六点整，军号准时响起，然后是整齐的跑步声和口令声。
对灾民来说，这声音已经从最初的陌生，变成了某种安心的背景音。有军号声，就意味着秩序还在，保护还在。
六点三十分，简易板房的门陆续打开。人们裹着棉衣或军大衣走出来，在公共水龙头前排队洗漱。水很冰，但至少是流动的、干净的水——这是工程兵部队用三天时间从地下管道中抢修出来的。
七岁的小梅排在一个中年妇女身后。她身上那件红色棉袄是地震后发的救济物资，有点大，袖口挽了好几圈。她低着头，用一个小塑料杯接水，小心翼翼地刷牙——牙膏也是发的，每人每月一小管。
“小梅，昨晚睡得好吗？”前面的妇女回头问。
小梅点点头，没说话。地震后她变得很沉默，除了必要的交流，几乎不说话。心理医生来看过，说她这是创伤后应激反应，需要时间。
洗漱完毕，人们开始领取早餐。今天果然有馒头——每个成年人半个，孩子四分之一个，配上清可见底的菜粥和一小撮咸菜。队伍很长，但秩序井然。两个士兵在维持秩序，还有一个戴红袖章的灾民代表负责分发。
轮到小梅时，分发员多给了她一小块馒头边角：“孩子，多吃点。”
小梅接过，小声说了句“谢谢”，然后端着碗走到角落，蹲在地上慢慢吃。她吃得很仔细，一点碎屑都不掉。
七点整，安置点的广播响了。先是军乐，然后是女播音员清晰的声音：
“全体灾民请注意，今天是新历11年2月20日，地震发生第十二天。今日天气，晴，零下五度到零度，风力三级。请各位注意保暖，预防感冒。”
“今日工作安排：第一组，继续清理中心街区废墟，需要五十名壮劳力；第二组，参与临时医院扩建工程，需要三十人，有建筑经验者优先；第三组，前往北郊农场协助春耕准备，需要四十人；第四组，在安置点内负责环境卫生和物资分发，需要二十人，女性优先。”
“所有参与工作者，每日额外领取一个馒头和一份肉菜补贴。以工代赈，重建家园。”
广播重复了三遍。
人群开始骚动。男人们摩拳擦掌，讨论着去哪组。女人们则更务实——额外的一个馒头意味着孩子能多吃一口，肉菜补贴更是难得。
“我去第一组！”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喊道，“我干过矿工，力气大！”
“我去农场，我会开拖拉机！”
“我报名医院，我儿子是医生，我懂点医护！”
登记处很快排起了长队。负责登记的是县民政局的年轻干部小赵——他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和女儿，但第三天就回到工作岗位。有人说他冷血，有人说他坚强，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不工作，他会在每个夜里被记忆撕裂。
“姓名，年龄，特长，想去哪组？”小赵的声音很平静，笔尖在登记表上快速移动。
“王铁柱，四十五，矿工，第一组。”
“李秀英，三十八，以前在食堂工作，第四组。”
“孙建国，五十二，拖拉机手，第三组。”
一个个名字，一张张面孔。有的眼里还有伤痛，有的已经麻木，但大多数人在说到“特长”时，会挺直腰板——我还有用，我还能为国家做点什么。
这是“以工代赈”政策实施第七天。最初有人不理解：都这样了，还要我们干活？但很快人们发现，有事情做，反而能暂时忘记痛苦。而且那额外的馒头和肉菜，对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和需要体力的壮年来说，太重要了。
更重要的是，当人们亲手清理自己家园的废墟，亲手参与新医院的建设，亲手种下来年的种子时，那种“一切都完了”的绝望感，会一点点被“还能重新开始”的希望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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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时，矿星城中心小学临时教学点。
这里原本是一个仓库，地震后屋顶塌了一半，工程兵用钢架和防水布勉强补好。里面摆着三十多张从废墟里扒出来的课桌，高矮不一，有的缺腿，用砖头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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