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的脚步，裹挟着全世界的期待与喧嚣，踏过了1999年的最后一道门槛。报纸上、电视里、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中，充满了对新世纪的憧憬，对“千年虫”的忧虑，以及对过往一个世纪的匆匆回望。但在长春林越艺术团那幢旧楼里，时间的流逝，似乎只是墙上日历又撕去厚重的一沓，排练厅角落的灰尘积得更厚了些，暖气管道在严寒里发出的呻吟更加刺耳。
沈遂之、沈鹤、沈春阳，三个名字被命运暂时捆在一起的年轻人，就在这种与外界的喧腾格格不入的“平淡”里，滑进了2000年。
沈鹤和沈春阳的搭档日益成熟。林越有意将他们往“青春组合”的方向打造，排的段子多了许多轻松诙谐的内容，甚至尝试融入一些简单的流行歌曲和舞蹈动作。沈鹤在台上愈发如鱼得水，插科打诨信手拈来，模仿明星惟妙惟肖，尤其是为了在沈春阳面前表现，更是抖擞十二分精神，常常能引爆场子。沈春阳则稳稳地托着他，该接的话茬一句不落，该亮嗓的时候清甜脆亮，两人一逗一捧，一热一甜，渐渐成了团里下乡演出时颇受欢迎的“开胃小菜”。台下那些被生活压弯了腰的中老年观众，看着这对金童玉女似的年轻人活泼泼地唱着、闹着，脸上也会不自觉地露出些笑容，仿佛也沾染了几分不属于他们年纪的鲜活气。
沈鹤对沈春阳的心思，几乎成了团里公开的秘密。他看她时眼睛里的光，藏不住；省下钱给她买的一条廉价但鲜亮的丝巾，她围在脖子上时他傻笑的模样，也藏不住。沈春阳依旧带着少女的矜持，但眼角眉梢对沈鹤的依赖和亲近，明眼人都看得分明。两人排练间隙凑在一起分吃一个烤红薯，沈鹤手舞足蹈地说着什么，沈春阳边听边笑，那画面简单而温暖，是这陈旧团里难得一见的明亮色彩。
沈遂之的轨迹则愈发沉向“传统”与“厚重”。他和团里老演员的搭档更多了，不止是配角，有时在一些重要的场次，甚至能挑起大梁，唱一些分量极重的老生戏或正戏。闫学晶偶尔兴起，还是会叫他“搭一副架”，多是些需要深厚功力和情绪张力的对儿戏。在闫学晶的提点下，沈遂之对角色内心世界的揣摩更加深入，表演也越发洗练，逐渐褪去了最后一丝属于少年的青涩，显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老成”台风。这种“老成”，在行家眼里是宝贝，在部分同龄学员看来，却有些“装腔作势”、“不合群”。沈遂之并不在意，他早已习惯了孤独，习惯了在汗水和沉默中，与自己灵魂里那个叫李可的幽灵对话、较劲、融合。
林越的艺术团在千禧年前后，依旧在生存线上挣扎。大型商演寥寥，主要收入还是来自农村的红白喜事、乡镇节庆，以及偶尔接到的厂矿企业慰问演出。报酬微薄，竞争激烈。有时为了抢一个稍微好点的活儿，林越得陪着笑脸喝下不少不愿意喝的酒。团里的气氛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大家围在一起涮顿廉价的火锅，说说笑笑；坏的时候，为了一点演出费的分成，或者谁上了主戏谁只能跑龙套，也能闹出些不大不小的龃龉。
沈遂之冷眼旁观着这一切。前世李可经历过的江湖风雨、人心算计，在这里以略微不同的形式重现。他知道，这就是这个行当在时代浪潮下的真实生态，辉煌远去，只剩下为了一口饭食的奔波与计较。他偶尔会想起铁岭的赵老三，想起他送自己走时那佝偻的背影和浑浊的眼神。他托人捎过两次钱，数额不大，赵老三让人带话回来，只有短短一句：“好好唱戏，别惦记。”
千禧年的元旦，团里没有特别的庆祝。那天晚上有场白事活儿，在一个城郊结合部的村子。沈遂之和一位老生演员唱全本的《哭灵堂》，沈鹤和沈春阳在前面暖场，唱些热闹喜庆的小段。台子搭在寒风呼啸的打谷场上，几盏大瓦数的灯泡晃得人眼花，台下除了披麻戴孝的家属，就是些裹着厚棉袄、抄着手看热闹的村民。空气里弥漫着烧纸钱的味道和劣质白酒的气味。
沈遂之在后台候场，听着前面沈鹤刻意拔高的、带着哭腔调侃的唱词，和沈春清亮中带着安抚意味的接唱，还有台下断续传来的、被寒风切割得零碎的笑声与议论。一种巨大的荒诞感再次淹没了他。新千年的第一个夜晚，他们在这里，用古老的技艺，为一个人的逝去唱诵，也为一群人的麻木提供一点廉价的娱乐。时代的巨轮轰轰烈烈向前，而他们，仿佛被遗忘在某个时间的褶皱里，重复着千百年来未曾改变的悲欢演绎。
轮到他和老生上台了。悲怆的喇叭弦子响起，沈遂之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走上台。灯光刺眼，台下影影绰绰。他开口，唱的是戏文中孝子贤孙的痛断肝肠，声音苍凉激越，在寒冷的夜空中传得很远。他的身体随着唱词起伏跪拜，水袖翻飞如泣如诉。那一刻，他不再是沈遂之，也不再是李可，他只是戏台上那个悲痛欲绝的角色。灵魂深处的痛楚、前世今生的迷茫、对命运的无力，似乎都找到了一个合法的出口，通过这咿咿呀呀的唱腔，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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