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名声一旦传出去，对纪委的威信是一种伤害，也会给其他同志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这几句话说得极其克制，但每一句都精准地刺中了田国富调整方案中最脆弱的那几处关节——你刚到任，你对情况还不够了解，你的调整是不是带有某种指向性？
这些问题不需要回答，只需要被提出来，就足以让在座的其他人产生疑虑。
田国富端着茶杯的手微微收紧了一下，又缓缓松开。他没有立刻反驳，而是沉默了两三秒，像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这些质疑足够的尊重。
然后他开口了，语气依旧平稳，但比刚才多了一层厚度：“王省长提的这几个顾虑，我都认真听了，也认为有一定道理，我刚到汉东，确实对很多情况还不像各位同志那么熟悉，这一点我不否认。”
“但我提议调整这三个岗位，不是因为对现在的同志有什么成见，而是基于两个最基本的考量：一是制度要求，二是工作需要。”
“制度要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任职时间超过五年原则上应当轮岗，这是组织纪律，不是我个人拍脑袋想出来的标准，不需要我来解释它的合理性。”
“至于工作需要，我这些天在走访各处室的时候发现，有些工作流程的衔接确实存在不够顺畅的地方，有些职责边界也需要进一步厘清。”
“这些问题的产生，跟个别同志的工作风格有关，但更多是跟岗位的固化状态有关——一个人在同个岗位待久了，难免会形成一些固定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惯性，时间越长，打破这种惯性的成本就越高。”
“所以我认为，趁着刚到任、还没有形成新惯性的时候做一些调整，反而比等过几年再动手要更稳妥。”
他说完这段话，目光平视着王江涛，没有任何回避或退缩的意思。
会议室里再次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挂钟滴答走动的声音，一下一下，清晰而沉重。
沙瑞金坐在主位上，从头到尾没有插话。
他端着茶杯，目光落在桌面某个点上，像是在认真倾听双方的观点，又像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介入。
王江涛放下茶杯，脸上的笑容依然温和，但语气里那层客气已经比刚才薄了一些：“国富同志，你的认真负责我欣赏，但我想再问一句——这三个岗位的调整，有没有具体的时限要求？如果我说可以调整，但不一定要这么急，能不能分步骤、分批来进行？”
田国富沉默了两秒，然后答道：“分步骤进行是可行的，我在方案里也写明了建议分两批实施，第一批先调整信访室和审理室，第二批再调整第三纪检监察室，中间间隔两个月左右。”
“但是，这个方案需要有明确的启动时间，不能无限期地搁置下去。”
王江涛微微点头，像是在心里把这个时间表记了下来。他没有再追问，而是转过头看了看其他常委，语气恢复了惯常的温和：“各位同志对这个方案有什么看法？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敞开来说。”
坐在王江涛旁边的省委组织部部长吴春林率先开口了，语气谨慎而审慎：“关于干部轮岗的问题，我谈一点个人看法，干部轮岗确实是组织制度的要求，这一点没有人会反对。
但纪委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涉及到案件查办和线索处置的连续性，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对一些正在推进中的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建议在推进方式上更加审慎一些。”
他的措辞很温和，没有明确反对田国富的方案，但更加审慎一些这几个字，已经足以让在座的人读出他的倾向。
接下来发言的是省委宣传部部长，他的态度更直接一些：“我觉得王省长刚才说的那一点很重要——国富同志刚到汉东，对情况还不够了解，在这个阶段进行较大范围的干部调整，确实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与其急着调整，不如先踏踏实实地干上几个月，等对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再根据实际需要来安排调整的事，这样更稳妥。”
然后是省委统战部部长，他的发言相对中立：“我理解国富同志的出发点是好的，也理解王省长对工作连续性的顾虑，两方面都有道理。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把轮岗的事定下来，但启动时间可以放在下半年，这样既给了大家一个预期，又不会影响当前的工作节奏。”
几位常委的发言虽然方式不同，但指向的方向却出奇地一致——不反对调整本身，但反对现在调整，或者反对调整的幅度太大。
田国富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每一位常委的发言，没有打断，也没有急于反驳。他
的笔记本上已经记下了好几条关键的意见，但他没有翻页去看，只是保持着刚才的坐姿，目光平视前方，像一座雕像。
他知道自己目前支持者不多，沙瑞金还没有表态，李达康虽然坐在角落里但以他的身份和资历在这个场合的表态分量有限，而钱辉也没有开口。
会议桌的另一头，李达康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他心里有些着急。
他注意到沙瑞金一直没有发言，而王江涛那边的几位常委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反对态势，如果沙瑞金再不出面，这个方案的走向就会越来越危险。
但他也知道，以他的位置和角色，这时候主动跳出来替田国富站台反而可能适得其反——王江涛会把话题引向“京州方面是不是在干预纪委工作”这样的方向上去。
所以他选择了沉默，只是用目光快速地跟沙瑞金碰了一下，想从对方的眼神里读出某种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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