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散化、游击化的战略转型，带来了新的挑战。最大的挑战之一，便是技术支持的可持续性。在过去相对集中的主营地时代，谢尔盖和他那个由废墟中重建的、依旧简陋的“工坊”，是盟约唯一的技术核心。无论是修复枪支、制造简易爆炸物、还是改进工具，都依赖于他那双灵巧的手和脑袋里那些看似稀奇古怪的知识。但如今，五个支队（未来可能更多）将像种子一样，撒向张广才岭及周边广袤的山林，彼此之间可能相隔数十上百里，通信和交通极端困难。谢尔盖纵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跟随每一支队伍，随时为他们解决技术难题。
“不能让谢尔盖同志变成救火队员，哪里坏了跑哪里，哪里缺了补哪里。” 在一次关于支队后勤保障的会议上，杨震霆指出了问题的关键，“而且，一旦支队在远离总部的地方活动，装备损坏、弹药耗尽、缺乏有效的杀伤和自卫手段，他们的生存能力会大打折扣。我们必须让每个支队，都具备一定程度的自我维护和简易制造能力。”
乌尔塔深以为然：“对，得让每个出去打食的狼崽子，自己知道怎么磨尖爪子，怎么处理伤口。不能总指望老狼回头喂。”
这副沉甸甸的担子，就像一座山一样，毫无悬念地压在了谢尔盖那宽阔而坚实的肩膀之上。这位来自俄罗斯的白人工程师，平日里总是沉默不语，但内心却如同一团燃烧着的火焰般炽热。在历经长时间被敌人围困所带来的无尽绝望以及成功策划出精妙绝伦的分散战略之后，他原本深邃而锐利的眼眸之中，逐渐褪去了曾经那份全身心投入到解决具体技术难题时才会流露出的高度专注力；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更为深沉且厚重无比的责任感。
因为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明白：在这片远离后方支援、极度缺少现代化工业设施支撑并且物资供应严重短缺的敌后深山老林当中，那些表面看起来微不足道、平凡无奇的所谓小技巧或者说土法子，实际上常常能够左右一场激烈战斗最终胜负走向，甚至直接关乎整个游击小队生死存亡！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谢尔盖用生硬的汉语，引用了这句他刚刚从杨震霆那里学来的中国古语。他知道，他个人的知识和技能，必须被复制、被传播，像种子一样播撒到各个支队中去，才能真正支撑起“星火燎原”的战略。
于是，在“狼灵祭坛”附近一处相对隐蔽、背风向阳的山坳里，一个极其简陋、甚至可以说是寒酸的“万兽盟约第一期技术培训班”，悄然开张了。没有教室，露天席地就是课堂；没有黑板，平整的岩壁或较大的石板充当；没有教材，全凭谢尔盖的记忆、口述，以及他带来的少数几件“教具”——几把损坏程度不同的老旧步枪、一些拆开的子弹、几块不同种类的矿石、自制的简易工具、以及他视为珍宝、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几本残破的俄文和日文技术手册（虽然大多看不懂文字，但图纸和公式对他而言是另一种语言）。
学员是从各支队精心挑选出来的。条件很明确：年轻，头脑灵活，至少认得一些字（不要求多），有耐心，手相对灵巧，最重要的是，要对技术活儿感兴趣，有钻研精神。第一批学员只有十五人，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以前打过铁的小学徒，有在矿上摆弄过机器零件的矿工后代，有喜欢琢磨陷阱机关的年轻猎手，甚至还有两个原本是学生、因战乱逃入山林的半大孩子。
开学第一天，没有仪式，只有谢尔盖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用他那特有的、平直而缺乏起伏的语调，说了一段让学员们终生难忘的话：“在这里，你们要学的，不是造飞机大炮。那些，我们没有机器，没有材料。我们要学的，是怎么用你们能找到的最普通、甚至最没用的东西——一块废铁，一截木头，一颗钉子，甚至一泡尿——在必要的时候，变成能救自己命、要鬼子命的东西。学这些，不是为了炫耀，是为了活着，为了更好地打鬼子。可能会很难，很枯燥，也很危险，你们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没有人退出。十五双年轻的眼睛，在早春依旧清冷的山风中，闪烁着渴望、好奇和坚定的光芒。
培训是务实到极点的，完全围绕游击战的残酷需求和极度匮乏的现实条件展开。
第一课：简易爆破与地雷制作。 这是重中之重。谢尔盖从最基本的爆炸原理讲起，用的是最形象的比喻：“就像烧柴，一下子烧得太旺，气出不来，就炸了。” 他重点教授如何利用最常见的材料：日军遗弃的、未爆的或已爆的炮弹、手榴弹（极度危险，需反复强调安全程序）、开山用的黑火药（如果运气好能搞到）、甚至用木炭、硝石（从老墙根、厕所旁刮取）、硫磺（某些温泉附近可能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自制黑火药。如何制作拉发、绊发、压发的诡雷，如何利用罐头盒、铁皮、石头制作外壳，如何防水防潮。他反复演示，然后让学员用沙土和空壳练习，每一步都强调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记住，这东西没做好，炸死的先是自己人。” 谢尔盖的警告冰冷而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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