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逸一愣：“您的意思是？”
“场论当然强大，但对于这种强耦合、强涨落的系统，很多时候很难得到定量的、可控的结果。”赵博士解释道，“尤其是涉及到涌现规范场和分数化激发的临界点，场论的描述往往需要引入很多 ad-hoc 的假设，而且很难与微观模型直接联系起来。为什么不更多地利用现代数值方法，比如 iPEPS，或者更先进的变分蒙特卡洛，直接去‘看’这个模型在相图不同区域的基态和低能激发？数值结果可以直接给你物理图像，甚至可能发现你根本没想到的新相。有了清晰的数值图像，再反过来构建有效的场论描述，不是更稳妥吗？”
刘逸感到一阵迷茫：“可是……方老师让我先想清楚物理图像……”
“物理图像当然重要，”赵博士点头，“但有时候，物理图像就藏在数值结果里，等待你去解读。纯粹的解析思考，在缺乏足够‘线索’的情况下，很容易陷入空转。尤其是对于你这种复杂模型，数值模拟可能比解析推导更能引领方向。你看陆云峰他们小组的 iPEPS 工作，虽然还在优化，但已经能给出很多定性的、甚至半定量的信息了。为什么不和他们更紧密地合作，让数值计算来引导你的理论思考呢？”
赵博士的话，像一把钥匙，插进了刘逸困惑的锁芯，但转动方向却与他之前的思路不同。他一直在试图用理论“引领”数值，或者至少并行。但赵博士的建议，似乎是让数值“引领”理论。这让他感到一种方向上的混乱。是继续在理论的迷宫里独自摸索，还是更多地“依附”于数值结果？哪种才是更有效的路径？
这次交流让刘逸更加焦虑。他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工作方式是否从根本上就有问题。他花了大量时间阅读艰深的场论文献，试图构建复杂的理论框架，但也许从一开始，他就应该更谦卑地跟随数值的指引？这种自我怀疑严重打击了他的信心，也让他的工作几乎陷入停滞。他变得有些魂不守舍，常常对着文献发呆，笔记本上写满了杂乱的、不成体系的片段。
张海峰则继续在“主副线”之间艰难平衡。“主线”的三角晶格 Hubbard 模型工作，在积累了更多数据后，奇异金属的迹象变得更加清晰，但也暴露出新的问题：低温下电阻率的线性行为似乎只在很窄的温度范围内成立，并且对杂质和晶格无序非常敏感。这到底是本征的奇异金属行为，还是某种尚未理解的有限尺寸效应或模拟伪影？他需要更系统、更大尺度的模拟来澄清，但这意味着更大的计算量，以及更棘手的负号问题。他仿佛在走钢丝，一边是诱人的物理发现，一边是深不见底的计算困难。
“副线”的硫柱方法，在一次偶然的尝试中，出现了微弱的曙光。他受一篇关于利用神经网络优化复空间路径积分的预印本启发，尝试用了一个更简单的全连接网络来辅助搜索临界点。这一次，在某个特定二维哈伯德模型的测试中，优化过程意外地收敛了，并且得到的硫柱贡献看起来物理上合理！他小心翼翼地进行验证计算，结果虽然粗糙，误差较大，但至少给出了与已知结果定性一致的倾向。
这个小小的突破让张海峰兴奋不已，尽管他知道这距离真正解决问题还非常遥远，网络结构需要优化，训练需要更系统，推广到更复杂模型更是未知数。但这一点点微光，足以重新点燃他内心几乎熄灭的希望之火。他更加投入地扑在这条“副线”上，以至于“主线”的工作进度受到了影响。
一天，陈其凝教授找他讨论“主线”工作的进展，发现他最近在奇异金属迹象的深入分析上进展缓慢，便询问原因。张海峰支支吾吾，提到自己在尝试一些“新方法”以改进计算。陈教授追问之下，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副线”硫柱方法上投入了相当精力，并展示了那个初步的、有希望但远未成熟的结果。
陈教授看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语重心长地说：“海峰，我理解你对硫柱方法的执着。探索新方向是好事。但是，你要清楚，研究生阶段的时间是有限的。你这条‘副线’，不确定性太大，即使有进展，距离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形成可靠成果，也还有很长的路，很可能到你毕业都无法完成。而你的‘主线’，已经看到了有希望的迹象，虽然也有困难，但路径更清晰，成功的可能性大得多。我不反对你探索，但主次一定要分明。你的毕业，你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线’工作的完成情况。”
导师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张海峰发热的头上。他明白导师说得对，硫柱方法是他的梦想，但梦想不能当饭吃，尤其不能保证他顺利毕业。可是，让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那条虽然“务实”但总觉得缺少“灵魂”的主线，而将硫柱方法这个他投入了无数心血、刚刚看到一丝曙光的梦想搁置一旁，他又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和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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