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的世界，则似乎按下了“加速键”，并且朝着一个更独立、更深入的方向稳健前行。他投稿《物理评论B》的论文，在经过一轮相对顺利的审稿后，收到了“原则上接受，需按审稿意见进行小修”的通知。这几乎等同于录用。唐世渊教授对此结果表示满意，并鼓励他以此为基础，继续深入挖掘。周明没有浪费时间庆祝，迅速完成了修改并返回，然后立即投入了下一步的研究。
在成功刻画了相互作用边缘态中的非平庸 Luttinger 固定点后，他将目光投向了更富挑战性的问题：在强电子关联下，拓扑边缘态的稳定性到底如何？是否会因为相互作用而发生拓扑相变，从受拓扑保护的边缘态，转变为平庸的绝缘体，甚至可能涌现出全新的奇异物态？这是一个理论上有趣且与实验密切相关的难题。他选择了一个具体的、可操控的模型——具有强 Hubbard 相互作用的螺旋边缘态，计划采用结合玻色化、重整化群和可能的大N展开等非微扰技巧，系统研究其相图和低能激发。
这项工作比之前的单纯参数重整化要复杂和困难得多，涉及大量的解析推导和可能需要的数值辅助计算。但周明似乎乐在其中。他每天花大量时间阅读艰深的场论文献，在草稿纸上进行冗长而复杂的代数运算，笔记本上写满了各种场论技巧的推演和可能的计算方案。他变得更加安静，甚至有些“神秘”，常常陷入长时间的沉思，对外界的一切（包括宿舍里日渐诡异的气氛）似乎浑然不觉。他与李叶、张海峰的交流，几乎降到了零，除非是极其必要的、关于公共事务（比如水电费）的知会。他仿佛已经提前进入了那种独当一面的、资深研究者的状态，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科学探索中，自给自足，心无旁骛。
就这样，317宿舍的三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过着三条几乎不相交的平行线般的生活。李叶在论文攻坚的隧道尽头看到了确凿的光亮，步伐急促而专注。张海峰在现实压力下被迫转向，步履沉重，内心挣扎。周明则在自我选定的幽深小径上稳步掘进，沉静而笃定。他们共享着空间和时间，却不再共享心事、困惑甚至成功的喜悦。那份曾经将他们紧密联结的、对物理共同的热爱和探索的激情，似乎已被专业的分化、个人的压力和那次风波的创伤，稀释成了各自独立奋斗的背景音。
然而，就在这片看似凝固的疏离与静默中，一点微光，意外地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悄然亮起——来自刘逸。
在经历了漫长的自我放逐、封闭和消沉之后，刘逸似乎终于触底，并且以一种近乎孤注一掷的方式，开始了缓慢而艰难的回弹。他并没有搬回宿舍，依然住在实验室或临时住处，但与之前彻底断绝联系的状态不同，李叶和张海峰开始偶尔能从方文教授课题组的其他同学那里，听到关于他的一些零碎片段。
据说，在方教授那次严厉的批评之后，刘逸经历了极度的痛苦和自我怀疑，甚至一度萌生退意。但不知是方教授后续的谈话起了作用，还是他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最终占了上风，亦或是彻底的绝望反而催生了破釜沉舟的勇气，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有些惊讶的决定：他暂时完全搁置了之前那些宏大的、关于 deconfined criticality 和拓扑序的理论构想，也放缓了与陆云峰那边追求“突破性”数值结果的合作。他选择回到最基础、最“笨”的起点。
他重新找出了方教授最早给他的、关于阻挫Z2规范场模型的那些经典文献，特别是那几篇奠定自旋子平均场理论和规范场处理基础的开创性工作。但这一次，他不再急于“应用”或“发展”，而是像一个初学者一样，沉下心来，逐字逐句地研读，亲手推导每一个公式，理解每一个近似背后的物理假设和数学技巧。他准备了几个厚厚的笔记本，从最基本的模型哈密顿量出发，一步步推导平均场分解，处理规范约束，计算自由能，求解自洽方程……过程极其繁琐枯燥，充满了复杂的自旋算符代数和场论技巧，常常为了一个符号的正负、一个极限的处理，要反复演算、查阅资料，花上一整天时间。
然而，这种“笨功夫”似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亲手“复现”这些经典结果的过程中，刘逸对那些抽象概念和技巧有了前所未有的、切肤般的理解。他不再是“知道”那些理论，而是真正“理解”了它们是如何构建起来的，每一个环节为何如此，其局限又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缓慢而扎实的推进中，他因急于求成而产生的焦虑和浮躁，似乎被一点点磨平了。他不再整天想着要做出“惊人”的成果，而是专注于眼前这个具体的推导是否严谨，逻辑是否自洽。
更让人意外的是，在这种“回归基础”的过程中，一些之前模糊的、甚至被忽略的细节，开始清晰地浮现出来。比如，在亲手推导规范固定项对低能有效作用量的影响时，他猛然意识到，自己之前那个关于“非阿贝尔项”的宏伟构想，其失败的关键，可能并不在于后来纠结的复杂数学结构，而恰恰在于最初处理规范约束时一个非常基本的疏忽——这个疏忽，与周明曾经一针见血指出的、但当时他并未真正听进去的问题，如出一辙。这个发现让他既羞愧，又有一丝豁然开朗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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