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北京的秋天来得特别早，清华园里的银杏叶已经金黄。肖向东抱着一摞刚校对完的书稿从出版社走出来时，看见了站在梧桐树下的方文敏。她手里拿着一张鲜红的请柬，在秋阳下格外醒目。
“论坛批下来了。”方文敏把请柬递给他，“名称：首届‘中国改革与青年发展论坛’；时间：10月15-16日；地点：清华主楼报告厅；主办方：清华系统工程研究会、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社科院青年学者联合会。”
肖向东接过请柬，手指抚过烫金的字体。三个月了——从七月开始策划，八月写方案，九月跑审批，十月定细节。这期间，他白天在出版社做编辑，晚上和周末全部投入论坛筹备。因为“暂停教学工作”的身份，他不能以官方名义参与，只能做幕后推手。
“嘉宾名单呢？”他最关心这个。
“全部确认了。”方文敏翻开随身的笔记本，“吴敬琏、厉以宁、董辅礽三位老师答应做主旨发言。还有周其仁、张维迎、华生这些年轻学者也都确认参会。最难得的是——”她压低声音，“孙冶方先生的秘书回话，老先生身体允许的话会到场半小时。”
孙冶方！这位在文革中饱受磨难、改革开放后大力倡导商品经济理论的经济学泰斗，如果能来，论坛的分量将完全不同。
“郑卫国那边有什么动静？”
“有。”方文敏神色严肃，“他给学校党委写了封信，说这个论坛‘邀请的学者思想倾向复杂，可能传播错误观点’。党委把信转给了研究会，要求我们‘确保讨论在正确轨道上进行’。”
肖向东冷笑。还是老套路。
“另外，”方文敏继续说，“我打听到，郑卫国联系了几个老牌经济院校的保守派教授，准备在论坛上‘提问质疑’。他可能不会亲自来，但会派代表来砸场子。”
“意料之中。”肖向东把请柬收好，“论坛日程怎么安排的？”
“第一天上午开幕式和主旨发言，下午分论坛：经济改革、科技发展、社会转型。第二天上午继续分论坛，下午闭幕式。”方文敏说，“我们特意把最具争议的话题放在第一天下午——价格双轨制、股份制、私营经济。要辩论，就让他们辩个够。”
“场地、经费、宣传呢？”
“场地是清华免费提供的，说是‘支持学术活动’。经费……”方文敏笑了，“你猜谁出了大头？”
“谁？”
“深圳华深电子，李卫国以‘支持青年学术活动’名义捐了三万。还有——”她眼神闪烁，“林美娟从她的科研经费里挤出了五千，说是‘冻干技术转让的第一笔收益’。”
肖向东心头一暖。这些战友，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伸出援手。
“宣传方面，孙晓芸帮忙联系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的记者，还有新华社国内部。她说，这次论坛‘值得记录’。”
一切都准备好了。肖向东看着秋阳下的清华园，想起九年前在近春园石桌旁的第一次秘密集会。那时他们只有四个人，讨论要压着声音，担心被人听见。现在，他们要在可容纳三百人的报告厅里，公开讨论这个国家最核心的变革议题。
这就是进步。虽然慢，但确实在前进。
10月15日上午八点，清华主楼报告厅已经坐满了人。过道里加了椅子，后面站满了人，窗户边也挤着听众。来的不只是清华北大的学生，还有从人大、北航、北师甚至天津南开赶来的年轻教师和学生。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期待、兴奋和紧张的躁动。
肖向东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他今天不是组织者，不是发言人，只是一个普通听众——这是学校的要求，也是他主动的选择。聚光灯应该照在那些站在讲台上的人身上。
八点半，论坛开幕。主持人方文敏走上讲台，简短开场后，请出了第一位主旨发言人：吴敬琏。
这位当时五十六岁的经济学家走上讲台时，会场安静了一瞬。他穿着朴素的中山装，眼镜后的眼神温和但坚定。
“同学们，老师们，今天我想谈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改革？”吴敬琏开口，声音不高，但清晰有力，“改革不是修修补补，是体制的变革。而体制变革的核心，是从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他没有用任何艰深的理论，而是用最直白的语言，讲解价格机制如何调节供求，市场竞争如何激发活力，企业自主权如何提高效率。每个观点都配了实际案例：安徽农村的包产到户、首钢的利润留成试点、浙江温州的个体经济……
“有人担心，商品经济会导致混乱，会导致两极分化。”吴敬琏话锋一转，“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我们要问：是贫穷的平均好，还是富裕的差别好？是僵死的公平好，还是动态的效率好？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更不是共同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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