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仁刚要顺着梯子下井，耳麦里传来令狐长生的声音：“呼吸放慢，每步间隔三秒。”他没应，脚下一沉，人已没入井口。积水在小腿处荡开，手电光压着水面扫出去，一圈浑浊的涟漪推着油膜撞向井壁。他蹲下，光束贴着泥底移动，两米外，一点暗色边缘从淤泥里斜插出来，带铰链，是金属。
“找到了。”他说。
令狐长生在井口架起三脚架，探地雷达屏幕上的光点依旧稳定。他调出记录，对比刚才周正仁传上来的照片，轮廓吻合。井底那东西半埋在泥里，长六十厘米左右，宽不到三十，顶部有轻微变形，像是被重压过。他按下录音键：“容器存在，外部附着物以淤泥和纤维为主，暂未发现生物组织渗出。”
周正仁用采样杆轻轻拨开覆盖物，铁盒侧面露出一道裂缝，内层有暗红色残留。他取了一点，封进证物袋，抬头说：“不像新埋的。”
“不是。”令狐长生回，“空腔形成时间早于女尸封桶，至少隔了两周。”
井底安静下来。周正仁没动，盯着那道裂缝。他伸手，从侧袋掏出折叠刀，掰开小刃，沿着缝隙轻轻刮。一点粉末落下，混进水里。他收刀，把样本袋递上井口。
令狐长生接过，打开便携检测仪。三分钟后，结果跳出：含微量苯二氮?类代谢物，与女尸血液残留成分一致。
他盯着屏幕，又调出法医中心的毒物代谢模型。输入女尸胃内容物腐败等级、环境温度、pH值，系统反推药物最后一次进入体内的时间窗口——死亡前36至48小时。
时间对上了。结合张建国拿药的时间以及相关案件线索，可以推断出他在案件中的关键作用，从药检指向卫生站违规操作，施工日志关联张建国在工程中的关键角色，以及各种人员关系的复杂纠葛，这个案件愈发扑朔迷离。
七天前凌晨一点十五分，张建国在城北社区卫生站购药。处方名目是“焦虑性失眠”，开药医生署名“刘志远”，副主任医师。药房记录显示，当日值班药剂员是王素琴，发药时间1:22。
令狐长生把数据发给周正仁。井下传来一声轻响，像是采样杆掉进水里。
“药是冲着时间去的。”周正仁的声音从耳麦里传出，“他知道自己会被注射，提前留了证据。”
令狐长生没答。他翻出卫生站近三个月的管制药品登记表，逐行核对。地西泮片，全市配额仅三家卫生站持有，城北这家每月限量十盒，每盒需双签审批。他查到刘志远的签字样本——笔迹库里的留存是流畅的连笔，而这张处方上，“远”字最后一捺生硬，收笔过急，像是代签。
他把两份笔迹并列拍下，发给痕检科走加急比对。
周正仁从井里爬上来时，裤腿滴着水。他把安全绳甩到一边，直接走向快检箱。令狐长生正往密封袋里装纤维样本，抬头看了他一眼。
“得找药房的人谈谈。”周正仁说。
令狐长生点头，把药检报告和处方照片装进文件夹。两人上车，雨刚停，车窗上还挂着水珠。电台里传来调度室的呼叫，问井下作业是否结束。周正仁按下通话键：“收尾，等破拆队。”
车开走后十分钟，调度室的电话才打到分管副局长办公室。
城北社区卫生站药房在二楼，走廊尽头。王素琴四十出头，穿白大褂，头发扎得紧。她看到警官证，手在登记本上顿了一下。
“那天晚上，是谁发的药？”周正仁问。
“我。”她答得快。
“刘志远的签字，是你代的？”
她摇头：“他来签的。”
“半夜两点？”令狐长生翻开处方复印件，“他住城南，开车要四十分钟。值班记录显示他当晚没来过站里。”
王素琴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令狐长生把笔迹比对图推过去：“签字是仿的。全市十家卫生站，只有你们这一张地西泮处方用的是旧版表格，而新版已经启用两周。药，根本不是正常流程发的。”
她低头看着图，手指无意识摩挲着登记本边缘。
周正仁靠在桌边，声音放低：“有人拿这张药杀人。药是从你这儿出去的，你记得那天有人来打招呼，对不对？”
她抬眼，看了他一会儿，又垂下。
“赵队打的电话。”她说，“药房主任接的，说‘特殊处理，照办’。我们没问为什么。”
“哪个赵队？”
她摇头：“不知道全名，只听说是工程队的，经常来站里开劳保单。”
周正仁没再问。他掏出笔记本，写下“赵队——打招呼——放药”，合上本子。
令狐长生把处方原件收进证物袋，标签上写：“地西泮片，编号D-937，来源：城北卫生站，审批异常。”他抬头看了王素琴一眼：“你签收时，药瓶上有指纹吗？”
“应该有。”她声音轻，“但我们没留样本。”
“谁经手，谁负责。”令狐长生说，“药发出去，就不是你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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