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长生把证物箱锁进保险柜时，金属搭扣发出两声闷响。他转身前停了一下，目光落在箱体底部边缘。刚才关箱时，他听见一声轻微的摩擦音，像是硬物在夹层里滑动。他没叫人，也没登记，直接输入指纹重新打开。
箱底那层防水塑料布被他掀开，一角有折叠痕迹。他用镊子沿着折线挑开，里面裹着一张油纸，硬邦邦的，四边焦黑。展开后，是一张七寸照片，右下角烧得只剩半截，画面里的人影模糊，但能看清穿着旧式警服，站在一段未完工的堤坝前，正和一个穿工装的男人握手。
他没动声色，把照片夹进随身携带的证物袋，登记簿上写“痕检复核，取用GL-09运输箱内附着物”，签字，时间填了23:17。值班法警头都没抬，只在系统里点了确认。
解剖室暗房的灯是暗红色的。他把照片平铺在玻璃板上，打开碘蒸气发生器。这台设备老旧，上一次用还是北光实验室那批烧纸显影的时候。蒸汽缓缓升起，照片表面开始泛出灰白色纹路。他调低气流，等了十分钟，再用棉签蘸取银盐溶液，一点一点涂在碳化区域。
图像慢慢浮现。警服男人的脸清晰了些，左耳后有一颗痣，不大，但位置特殊。肩章上的杠星显示是副科级，警龄十年以上。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私存的1998年市局内部通讯录微缩胶片。翻到刑侦支队名单，找到“秦守业”三个字，旁边贴着一张小照片。他把两张影像并排放在放大镜下——耳后痣的位置、眉骨弧度、鼻梁走向，完全一致。
照片背面，他用放大镜扫过一圈，发现一行极淡的铅笔字，像是写完后被人用力擦过，只留下凹痕。他撒上石墨粉，轻轻吹掉浮尘，字迹显现：“98.7.16，坝北，老柯。”
他记下日期，调出市建委1998年第三建筑队的纸质档案。名册早就没入电子系统，他打了三个电话，才联系上档案室的退休管理员。对方说凌晨四点前可以让他进库房，但不能复印，只能手抄。
他开车过去，管理员站在门口，递给他一副手套和口罩。库房在地下二层，空气闷，灯管一闪一闪。他翻到第三建筑队技术组名单，看到“柯文昭”三个字时，手指顿了一下。职务：现场监理，负责坝体混凝土浇筑监督。附注：1999年调入市卫生局防疫站，2001年因病离职，无后续记录。
他翻到档案里的个人照片页。柯文昭四十岁左右，瘦脸，戴眼镜，右耳后有一道三厘米长的疤痕，和照片里握手那人一致。他抄下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合上档案，对管理员说谢谢。
回到车里，他打开手机，查了柯文昭的户籍状态。户籍已注销，注销原因是“长期失踪”，时间是2003年。他拨通市局人口管理科的熟人电话，报了身份证号，对方查了两分钟，说：“这人2002年在郊区一家精神病院登记过住院信息，医院后来改制，资料移交时烧毁了一部分。”
**他挂了电话，把照片重新放进证物袋。照片正面是秦守业与柯文昭握手的瞬间，背景是溃坝前的堤坝工地，远处有几辆翻斗车，一辆写着“宏远市政”字样的工具车停在路边。令狐长生放大画面，车门上贴着编号：H - 03 - 7。
他记得赵德海的审讯笔录。赵德海说自己1998年是第三建筑队的班组长，直属上级叫柯文昭，负责现场调度。但笔录里没提过这张合影，也没说秦守业去过工地。他问过，赵德海只说：“上面来人都是开会，没人去现场。”
他把照片和档案抄录的内容摊在副驾驶座上，看了一会儿。然后掏出笔，在一张便签纸上写下三行字：
1. 1998年7月16日，秦守业出现在溃坝工地，与柯文昭握手。
2. 柯文昭为赵德海直属上级，负责混凝土工程。
3. 溃坝后，柯文昭调离，三年后失踪。
他盯着第三行，把笔放下。
第二天早上六点四十分，他回到法医中心。周正仁已经在办公室等他，手里拿着一份环保局的噪音监测单。
“B区仓库今天有检测，我跟过去了。”周正仁把单子拍在桌上，“你呢？还在看那张破照片？”
“不是破照片。”令狐长生把证物袋放在桌上，“是秦守业。”
周正仁低头看，眉头皱起来：“这谁？”
“1998年，他还是副队长。那天他在工地，和赵德海的上司握手。”
周正仁抬头：“你从哪儿搞到的？”
“箱子夹层。”
“箱子不是已经封了吗？”
“我没封全。”
周正仁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忽然问：“这能说明什么？他去过现场，不代表他有问题。当年抢险的干部多了。”
“他不是来抢险的。”令狐长生指着日期，“7月16号，溃坝是7月23号。他是事故前一周去的。”
周正仁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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