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
工地的打桩机咚咚咚地响着，震得话筒一颤一颤的。
他的声音有些发抖，说祁常务，这钱——真能要回来？
祁同伟说能。周德全又说那通达贸易欠的又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好几个包工头呢。
祁同伟说一个一个来——你把你知道的其他包工头的名字和欠款金额报给劳动监察大队，一起走程序。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片刻，然后周德全的声音忽然变了——不是哭，是那种压了很多年终于压不住了的颤——“祁常务，我二叔周德福当年要是能遇见你们这样的人，也许就不会死了。”
祁同伟握着话筒没有接话。
窗外的雨还在下，打在玻璃上，模糊了外面那棵法桐的轮廓。
法桐的叶子在雨里摇摇晃晃的，有几片被打落在窗台上，湿漉漉地贴在那里。
他说周德全，你二叔的坟在石桥头村，赵晓光每年清明都去烧纸，碑是新立的，今年清明你要是能回去，替督查组在武小光的碑前放几颗核桃。周德全说好。
挂了电话，祁同伟站在窗前看雨。
侯亮平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材料，脸上的表情有些微妙。
祁同伟问他怎么了。
侯亮平把材料放在桌上，说这是某某某在留置期间写的交代材料——不是办案人员要求的，是他主动写的。
写了厚厚一沓，从当年高育良怎么提拔他说起，一直写到最近一次跟顾某在交通厅办公室密谈怎么销毁证据。
“他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不是收了钱，不是判错了案，是辜负了高育良。他说高育良当年在政法系教书的时候，教他们‘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后来他到省高院当了副院长，高育良在政法委当副书记，有一次开会碰见，高育良问他——‘你判的那个高速公路征地拆迁的案子，你自己觉得公允吗。’他说公允。高育良看了他一眼就走了。他说那个眼神他记了很多年。”
祁同伟坐下来，把某某某的交代材料一页一页翻了一遍。翻到某一页停住了。
那一页上某某某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对不起高育良。他在位的时候我没听他的，他出事的时候我在旁边冷眼旁观，觉得他是站错了队才落马的。
现在轮到我落马了——我才明白，不是站队的问题。
是做人的问题。
他在政法系教的那些东西，我全忘了。
他没教的，我自己学坏了。他在监狱里给督查组提供线索，我在外面还在想怎么销毁证据。他比我强——不是强在知识，是强在他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而我不知道。”
祁同伟把这份材料放在桌上，沉默了一会儿。
窗外的雨小了一些，雨声从哗啦哗啦变成了沙沙沙沙。
他抬头看着侯亮平说这份交代材料留一份在督查组档案，原件按程序移交。
但最后那段话复印一份，寄给高育良。
侯亮平问他为什么要寄给高育良。
祁同伟说他等某某某的忏悔等了这么多年——该让他看到了。
高育良收到那份复印件的时候，正在监狱图书室里整理书架。
管教把信递给他，他拆开看了一眼，认出是某某某的笔迹。
他站在书架旁边看完了，把信叠好放进口袋里，继续整理书架。
整理了半排书，他的手忽然停住了，抽出一本旧版的《刑法学》翻开扉页。
那上面有他多年前写给学生的赠言——“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笔迹已经褪色了，蓝色墨水变成了浅灰色。
他把书合上放回书架，对管教说我有点累，想回监室休息一下。
后来管教跟祁同伟在电话里说起这件事，说高育良那天下午坐在监室的床上，对着墙壁发了很久的呆。
同监室的人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就是有个学生，很久以前教过的东西，他最近才学会。
与此同时，省人民医院的病房里，老徐在止痛针的间隙把一份手写的交代材料写完了。
字迹比吴友良的还歪，好几页纸被汗浸湿了，圆珠笔的墨迹洇开了一片一片的蓝。
陆亦可在旁边帮他整理页码，把散落的纸张按顺序排好。他老伴坐在旁边削苹果，削到一半停下了，看着老徐。老徐说你看我干什么，苹果削坏了。他老伴说没削坏，就是看你写字的样子——跟上大学时候写入党申请书一样认真。
老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笑得很难看，因为疼，笑到一半变成了龇牙咧嘴。
但他还是笑完了。
他说入党申请书——我都快忘了我当年写的什么了。
大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吧。
他说着低下头，看着自己写的那沓交代材料，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把交代材料递给陆亦可，说这份东西交上去，我在汉东交通厅的账就算了结了。
但我还有件事放不下——我修的那些路，有些还在用，有些已经翻修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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