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家属在诊室外的哭声还没散，保卫科的人已经当众宣读了“暂停医疗活动”的通知。苏云云站在原地，把那张被篡改的方子攥在手里，没有辩解，也没有慌乱，只提出一个要求：“允许我亲自去查看那个患者的现状，在有见证人的情况下进行诊断，留下书面记录。”
保卫科长拒绝了。
这个拒绝本身，反而成了苏云云意料之外的一个切口。
她当场把那张方子递给了站在人群里的老医生，请他比对她过去的诊疗记录，说道：“麻烦您比对一下我过去的诊疗记录，看看这张方子的笔迹和剂量是否与我的一贯书写习惯吻合。”老医生接过去，翻看了两眼，没有当场表态，但眉头皱得很深，把方子夹进了自己的病历夹里，没有还给保卫科。
这个细节，人群里有人注意到了，但没人挑明。
接下来几天，苏云云没有坐等。她在“暂停医疗活动”的约束下，改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出现在师部医院内部。她以“整理过去诊疗资料、配合调查核实”为由，每天准时出现在医院的档案室，把她下乡期间的所有处方原件、患者签字记录、药品领用单一份一份整理成册，请档案室的管理员做了签收登记。这件事本身不违反任何规定，但它带来的效果是：每天都有医院的人看见她，看见那一摞摞整齐的记录，看见她在灯下逐页核对，没有焦躁，没有回避。
流言这种东西，最怕的就是一个人正大光明地把自己摊开来。
药房的老周师傅有一天端着茶杯路过档案室，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说话就走了。第二天，他托档案室的人给苏云云带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那个患者家属带来的方子里那味有毒草药的俗名，以及在边境地区，什么人、什么时候会使用这味草药。
苏云云把纸条看了两遍，收进了随身的笔记本里。
那味草药，本地牧区几乎无人使用，它的主要来源是更靠近关内的某个省份，常见于民间的“祛风散”配方，但剂量稍大即会引起消化道强烈反应。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熟悉边境草药的人会用的东西，倒像是某个拿着内地偏方、对本地药材一知半解的人临时拼凑的。
这条线索，她暂时压着，没有声张。
与此同时，师部内部开始出现另一种声音，不是通过正式渠道，而是在食堂、走廊、换班交接的间隙里悄悄流动。老兵连队那边，几个曾在医疗队驻扎期间被看诊过的士兵，听说了师部的动静，自发向连指导员反映了苏云云的工作情况。那份从连队辗转送到师部的、十几个士兵联署的情况说明，最终落在了副院长的桌上，而不是保卫科。
副院长把那份联署说明压了三天，没有上报，也没有销毁。
郑怀仁那边，什么都没有公开说。但师部的广播站有一档每周播出的“医疗卫生知识”节目，一向是科普常见病的防治，收听的人不多。这一期播出的内容，却换成了边境地区常见感染性疾病的处置原则，主讲人的名字没有出现，但熟悉郑怀仁声音的人都能听出来，那是他的语气和措辞，讲到某些操作要点时，所举的病例，和医疗队在牧区的那次抢救高度吻合。
没有点名，没有为谁辩护，只是把一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医学知识的形式，不偏不倚地播了出去。
这期广播，苏云云是在档案室里偶然听到的。她停下手里的笔，把那一段完整听完，才明白郑怀仁选择的路径，比任何直接站出来声援都更难以被攻击。
但局面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
保卫科那边传来消息，说对那个患病牧区患者的调查，已经扩展到了患者本人的供词。患者被接来师部，由保卫科的人和一名医生联合问诊，全程做了记录。苏云云没有出现在那次问诊里，但第二天，她在档案室整理材料时，无意间翻出了一份之前她开给风湿患者的原始处方存根，发现存根上有一处被人用指甲轻轻划过的痕迹，就在那两味药的剂量数字旁边。
划痕很浅，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但方向和力度都是刻意的。
她把那份存根单独取出来，压在了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最底层，然后把整理好的其余档案原样归回原位，继续该做什么做什么。
第四天上午，患者家属再次出现在师部医院，这次不是来哭诉，而是被人领着来做笔录。苏云云恰好从档案室出来，和他们迎面走过，没有说话，但她注意到跟在家属旁边的人，穿着师部行政部门的便服，不是保卫科的老面孔，是个她从未见过的年轻人，眼神里带着一种过于警觉的审慎。
这个人，不像是临时调来的。
她在脑子里把这张脸记住了。
到了下午，事情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转折。那个患者家属在做完笔录之后，被安排在师部招待所暂住，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是一个话多的中年女同志，压不住嘴，当天晚上就把问诊结果的大概说了出去。消息传到苏云云这里，是经过了三个人辗转之后的版本，但核心内容清晰：那个患者的实际病症，和那张篡改过的方子所指向的“中毒”症状，在几个关键指标上对不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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