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朱厚熜尴尬不知所言之时，严嵩急忙解围：“不过陛下所言其实也不无道理，诚然国朝制度未有允许士绅不纳粮。
但地方猾民或许与官、吏勾结，或是致仕官员，以朝中有乡党之类，达到隐匿赋税，从而不交，也并不是没有。”
严嵩如何会不知道，自己此前一言，打了皇帝的脸？
既然打脸，那就想办法挽救。
于是严嵩便肯定了朱厚熜的说法，但确换了一种思路。
那就是规定与施行的区别。
再好的政策，也抵不过地方施行不当，从而造出巨大后果。
毕竟规矩是死的，但人却是活的。
不能明着不交，还不能想办法不交？
如同明朝对于贪污，从来都是严令禁止，但并不能认为，明朝便没有贪污。
如果就此断定，那与拿着出土《秦简》否定秦法严苛有什么区别？
向使天朝还有人不遵法纪，视宪法为无物，古代则更加严重。
朱厚熜见严嵩给自己解围，脸色一下子就变得好多了，对着其轻轻颔首一番。
得到鼓励的严嵩，立马再次口若悬河：“是故臣窃以为，的确需要整顿一番，以免地方官员，欺瞒朝廷。
如洪武各地所报人户，有一千零六百六十九万余户，截止正德年间上报却只有九百万余户。
一百余年，却不见增长人户，反而有降，世上哪有这般道理？
诚然我朝兵灾、天祸历年不断，但也不至于到如此地步，实在匪夷所思。
臣览汉、唐、宋、辽、金、元……历朝历代未有见过如此荒谬之事。
生民关乎社稷之事，而亲民官碌碌无为，与查录人户之事，敷衍了事，是故臣窃以为可彻查地方官员，使其勤于王事。”
休说严嵩不解，朝臣同样不解，乃至后世专家研究明代人口之时，同样感到头痛。
如果按照明朝户籍制度而言，那么官方数据，绝对没有问题。
可按照生长率，以及各地方志人口记录而言，其中可商榷地方实在太多。
一个开国人口就是巅峰，随后历年保持增减数据平稳，上下数据不会有太大浮动，唯一一次比较大还是弘治年间，达到一千万户，但还是不及开国一千零六百六十九万的数字。
但问题出在何处，已经无人知晓，反正众说纷纭，没有一人能够独立证明。
同理朝廷也不知道原因出在何处。
但严嵩却将其归纳与地方官不作为上面，用来解释人口不增问题。
至于是否因为这个原因，严嵩并不关心。
其主要目的，便是给朱厚熜解围而已。
到底因何，已经无足轻重。
反正历朝历代人口便是一个坑，从来不可能有准确数字，唯一相对靠谱一点，也就洪武年间，与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
甚至于到了天朝，依然存在无数黑户、隐户。
在这等情况之下，严嵩根本不怕别人反驳，即使反驳，也并不能将其驳到。
不过朱厚熜对于此事，并不太懂，用眼神扫了四周一眼，随后问向身旁拿着笔墨的袁宗皋：“袁先生以为严嵩之言如何？”
作为外起居官，袁宗皋本就有着备咨顾问之责，当朱厚熜问及之时，其拱手颔首：“吏治乃国之大事，若吏治不清，朝政必然不明，不过值此春秋蜩螳之际，圣人可先命都察御史，四处严查之后再看。”
袁宗皋一直秉持谨慎，故而做事向来不疾不徐。
严嵩所说之事，是否有知还未敢确定，且眼下朝中之局，远比地方糜烂，即使严嵩之言果真，但只怕现在也是力有未逮。
所谓攘外必先安内。
如果连朝堂都不稳固，那又有何能力整顿地方？
当然，也不能置之不理。
完全可派人，慢慢四散探查，收集足够材料，等着腾出手，再行整顿吏治。
吏治清明，则国家政令方能上通下达，吏治隳弛，衍生的一系列之事，也将是一颗毒瘤。
但还是老话一句，本末不可倒置，轻重缓急需要分清。
朱厚熜也听懂袁宗皋之言，缓缓点头，再对着群臣道：“诸位以为何如？”
“臣杨廷和窃以为，吏治可清，但是摊丁入亩需议，清丈田地不可！”
“元辅此话何解？”
“盖摊丁入亩不详，需要仔细议定，如宗亲、勋戚、中贵人之田产，是否解需要按照田地大小算赋税。
如膏肓之地与不毛之地，又该以如何算计缴纳赋税……如此种种不可不慎！”
杨廷和已经为官数十年，其中从他手中经过政令，不知凡几。
作为一个济世安邦大才，当朱厚熜说出摊丁入亩，他就知道问题所在。
明代兼并土地最疯狂群体，便在宗亲、勋戚、阉人、地主、商人、官绅这些人当中。
其中宗亲、勋戚则是明目张胆兼并土地。
不但兼并民田，还要向皇帝请田。
因此这些群体的田产，估计连主家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一旦按照摊丁入亩计算，每年需要缴纳赋税，则是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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