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间的战争一打就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期间必然是打打停停，再强大的政权也不可能连续多年维持高强度的战事。
过去的三百多年间，大宋周边强敌环伺，应付了这边又败坏了那边，只能选择四处求和。澶渊之盟、庆历和议、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熙和议……
与辽金夏等各个强邻的战争中，不管是胜是败，基本上都是以议和而告终，议和也就成了贯穿始终的基本国策。
宋朝与蒙古人也不是没有合作过，第一次是端平年间的“联蒙灭金”，后以端平入洛被蒙古人借机撕毁盟约而告终。第二次是嘉熙年间，蒙古派使者至宋，商议宋岁输银、绢各二十万之事。第三次是理宗开庆元年，贾似道向蒙古求和，请称臣、输岁币、割江为界，蒙元虽未正式应允，但因鄂州之战受挫，加上蒙古内部诸王争权匆匆北返。第四次是恭帝德佑元年，贾似道遣使向元军乞和，请输岁币、称臣，但那时元廷已有绝对优势，又因宋军边将杀死元军使节，和议未成，第二年临安的宋廷就投降了。
细数宋廷与外邦的外交历史，主战未必是好的，主和也未必见得就坏，坏就坏在该当战的时候不敢战，该当和的时候又头脑发昏不肯和。
在过去，宋廷的议和离不开赔款、割地的套路，有时还要称臣。签署的都是不平等条约，让人实在是憋屈透了。但现在张镝主导下朝廷可从来不会让自己吃亏，甚至必须是要稳赚一笔的。
元廷的使团在中兴府停留了两月之久，去往大都汇报议和进展的快马相望于道，条约的内容一次又一次的推翻又重来，直到祥兴元年的年底，两国的要求终于取得了大体上的一致。
中兴公报对此次和议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相较于宋廷以往与他国的历次和议，这一次不用割地、不用赔款、不用称臣，简直是体面极了。甚至反过来，蒙元还要给南朝“岁赐”，元军还要撤出广西。
当然，为了顾及北元的脸面，在公开发布的合约上，各个条款都看起来比较的平等。譬如“岁赐”被包装过后更像是一种商业交易，南朝每年供输白糖五千斤、酒一万升、丝绸一万匹、茶一万斤，外加若干江南风物特产不等，作为“岁赐”的回报，当然这样的交易显然是南朝更占优势。
再如广西的撤兵，实则是元廷变相的被割地，但在合约上也尽量不使用刺激性的字眼，改以为划定疆界、各守本境之类偏中性的描述。
归纳起来，本次和议主要内容是止战、通商、换俘。
张镝需要这样的一次缓冲，元廷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喘息机会，双方在某种默契中达成了和解。
就如两个势均力敌的斗士，谁也不能轻易打死谁，继续打下去会两败俱伤的情况下，如果有一方提议停一下再打，那么另一方很可能会答应，要打也要回头思量一下战术再打。但若一方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只差一拳就能干死对方，弱势的一方再说停手就不可能有什么效果了。
眼下的态势，南朝虽小，骨头却硬，尤其是火器和舟师，在沿海一带能吊打北朝。蒙元想必有自知之明，一时半会儿不可能消灭南宋，北方的那一堆烂摊子也还牵制着手脚，只能选择暂时停手，等恢复了元气再找机会。南朝的张镝则刚刚吃下了那么大的地盘，正急需一个消化稳固的过程，步子还不能一下迈的太大，所以在不吃亏的情况下选择休兵是理智的选择。
但是国与国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信义，所谓的和议不过是均势下的一种权宜之策。这是一种平衡，什么时候平衡打破了，什么时候战火就会重燃。如果这种平衡持续下去，说不定也会有长时间的和平，就如当年宋辽之间谁也灭不了谁，才有了百年和好的澶渊之盟。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问题的本质，和议的消息传出，很多人就下意识的跳起来反对。其中有中兴军那些战意高昂的武将们，也有元廷中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蛮子，还有一些沽名钓誉的腐儒。不过北元的皇帝忽必烈和南宋的实际掌权者张镝在国内都有足够的权威，和议的事最终也就定了下来。
祥兴二年年初，中兴府遣使至大都回礼，双方交换国书，互相送还俘虏。
……
幽暗的牢房里，吱呀一声打开了门。
“文相公，您老有福，好回家了！”
“回家？”
这一天终于来了，文天祥平静的掸了掸衣服上的灰尘，从容的起身往外走。中国的语言文字博大精深，回家这个词有时别有涵义，有福了这个词或许也是相反的意思。
文天祥显然是往坏的方向去想了，自从潮阳被俘，他被一路押送到了大都。一开始驿舍殷勤款待，北元的皇帝千方百计的想让他这个故宋宰相、南方士子的标杆投靠自己，但一次次的都被他拒绝了，他也尝试过绝食，一连八天不吃饭却没有死，只有作罢。他甚至故意触怒劝降的官员，想让元廷早些杀死自己，但这次蒙古人却前所未有的耐心，一直没有杀他。只不过将他从驿舍从请出来，关入了大都城内的兵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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