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命下至建康，沈充得知其事后，当场就急了，扯着钱凤的袖子，责怪道：“都是世仪之谋，我今将身首异处也！”
钱凤也有点儿措手不及，但他终究是智谋之士，略一沉吟，便压低声音问沈充：“朝廷此诏，周氏可得知否？”就此附着沈充之耳，说我等不妨如此这般……
晏平元年三月，吴兴之乱彻底平定，王敦遣使前往洛阳，献上周札和周筵等人的首级。
此前不久，王敦依照承诺，不但放周札安全返回吴兴去，还录用周筵等周氏子弟为属吏。但随即便得到“告发”，说周氏反心复起，乃即于军中诛杀周筵等，然后利用大军尚未退返武昌的机会，突然间三道杀向吴兴国。
沈氏为其内应，预先遮断消息，复引导武昌军往攻周氏。周札不知大军来攻，只听传报说有散民作乱，于是亲率麾下数百人往剿，结果当场被官军所围杀。
王敦别立周氏族人为长，趁机侵吞了周氏近半的土地、奴婢。随即上奏朝廷，献上周札等人首级，并以沈充阵前倒戈，平定周氏为辞，请求赦免沈充之罪。
对于他的这一要求，朝廷是不可能不答应的。此前周、沈为乱，故此严令要取二獠首级，但相隔千里，具体情况如何，身为前线指挥官的王敦实有临机专断之权——况且王敦还扯上了司马睿为其背书。那么既然他们说沈充做了内应，已然将功赎罪，你再一定要沈某的脑袋就不合情理了……
王敦在建康驻军月余后，便即辞别司马睿，返回武昌。但他在王导等人的协助下，耍尽各种手段，竟然篡夺了虞胤所部新军，交给沈充，使屯扎在朱雀门外，以“守护”建康城——司马睿和虞胤自然玩儿不过这王氏两兄弟，再加没有刁、刘等人敢于力争，于是才到手几千兵，又皆拱手让人。
就此，建康之政复归琅琊王氏，王导更代刁协为丹阳内史，内为谋主，外统都畿，权势比从前更盛——当然啦，王敦算是捞了他一把，则在族中的发言权，王导正式落到了王敦之后。
消息传入洛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和此前“一日堕”的谶谣联系了起来，民间纷纷传说：今日王处仲胁逼丹阳王，异日裴大司马或也将胁逼天子……还有流言，说荀组擅权，逼退梁芬，裴大司马闻讯，乃于长安城内怒掷酒盏，扬言要率兵入洛，膺惩荀氏！
好在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祖逖的病竟然大有起色，甚至能够起身理事了。祖士稚听其子祖涣说起洛中最近的流言，不禁怒道：“此必羯贼无能胜我，而欲离间我晋君臣也！”即请乃兄祖纳过府一叙，当面质问，说如今谣言满天飞，阿兄身为尚书，位在中枢，难道就束手无策吗？
祖纳苦笑着一摊双手，说：“我虽忝列中枢，岂能禁止人言？倘若大加搜捕，或将使人心更为混乱……”顿了一顿，又说：“我亦曾往谒梁公，彼却云欲归乌氏，不再干预朝政。强请之，乃云：‘大司马曾言：‘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祖逖连番咳嗽，好不容易才缓过一口气来，摇着头对祖纳说：“阿兄误矣，倘无外敌，乃可由其自败，如今羯贼觊觎在侧，岂能任由流言恣肆啊？以弟之意，不若擒几个恶徒，诬以为羯贼传播谣言之罪，明正典刑，则不必大加搜捕，而谣言或将渐息也。”
祖纳点点头，说：“此言有理，我当归与诸尚书商议。”其实心里说，这谣言背后若无推手，你的招数必定管用，既有推手，还能够起到多大效果就不好说了……
与此同时，关中地区却又有另外的谣言四处流传，包括司马懿诱杀曹爽、司马昭弑害曹髦，等等等等，桩桩件件，凡是从前司马家讳言的那些丑事，全都莫名其妙地被掀了出来。别说士人了，就连普通百姓和小兵小卒，你若是不知道这些事儿，跟人对谈搭不上话，都会遭到鄙视……
此事由裴诜、陈頵等人汇报给了裴该知道，但二人对此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却又不尽相同。裴子羽完全是应付差事——他终究不敢隐瞒裴该啊——而于应对之策，不肯有片言的表态；陈延思却说：“此言不知谁人散出，虽然非假，实不宜为贩夫走卒所议论，明公当下令严禁才是。”
裴该问他：“延思，所谓‘防民之口，甚于访川’，我若下令严禁，恐怕知者更以其事为真了。且若有人犯令，又当如何惩处啊？”这谣言好禁，真相怎么能够防堵得住呢？贸然下令，不更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么？
陈頵本身也束手无策，只是请裴该“可与长史、司马等商议”。裴该心说这事儿八成就是长史裴嶷搞出来的，还怎么可能跟他商量？而且估计裴文冀也只能散播司马家丑事而已，若想把话再收回来，他也没啥招儿……
其实正如裴嶷私下对裴粹所说，裴该对于司马家并没有什么忠诚心。来自后世的灵魂，但忠于国家、民族，而绝不会忠诚于一家一姓，更何况司马家作为国家的代表，又实在太不称职了。就好比后世有恨岳飞愚忠于赵宋的，此论固然无稽，却也因为赵氏德衰，根本不能够再作为国家、民族的代表，后人方始有此移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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