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登于华文报纸，不知哪位翻译大师的巧译，中文译文竟是：“廖创兴银行之业务，完全置于汇丰及渣打控制之下。”
1961年银行挤提风潮，暴露了港府缺乏法制保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弱点。
因没有法例制约，廖创兴银行的经营即是合法。
若以国际间银行惯例衡量，该行的经营又极不规范：首先，大量从事非银行业务：其次，所制定的利息远远超出同业公会的利率协议；再次，没有留以相应的流动资金应付日常营业。
不知廖宝珊本人是否意识到这样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但他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不这样做，家庭财产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惊人膨胀。
廖创兴事件，港府受到各界尤其是银行界的批评。
1962年，港督柏立基爵士，邀请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汤姆金斯来港，汤氏是英国着名的银行法专家，他对香江银行业进行考察，并提交了“汤姆金斯报告”。
同年，香江银行同业公会超越重重障碍，完成了一件极富意义的大事。
会员行与非会员行坐到一起来，达成一项利率协议，规定了最高存款利率。
按此协议，非会员行的银号也必须遵守。
香江的银行业立法，到80年代金融三级制出台才算是基本完备。
不过，对当时银行业“无法无天”的现状来讲，这两项举措的出台，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外资大银行，一直是基本按照国际惯例和同业协定运作的，两项举措的出台对他们极有利。
华资银行，要么是从银号脱胎而来，要么沾染了较多的银号遗风。
他们大部适应不了新举措，不少人怨声载道，说英国人卡中国人脖子。
60年代，正是小银行与银号蓬勃发展的时代。
香江经济起飞，加工业遍地开花，房地产热持续升温，银行业有利可图，在香江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廖宝珊罹难，并未在华人同业留下什么阴影。
有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厄运未降临自己头上罢了。
积重难返，港府的新条例和同业公会的协议，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恶习”甚至愈演愈烈。
结果，在新条例实施不到3个月，又一场特大挤提风潮席卷香江。
明德银号即告破产，众多的中小银行在挤提风潮中摇摇欲坠，甚至连信誉卓着的恒生银行也濒临破产。
恒生一直口碑极佳，难道它也像廖创兴一样出现了重大失误？
恒生银行于1960年1月1日由恒生银号改名重组的。次年，二十二层的恒生大厦在中环落成。
除总行外，另在九龙油麻地、旺角设立分行。到1965年，恒生银行已拥有9间分行。
恒生银行在改名之前，就实现了与现代银行经营机制接轨。
利国伟在恒生银行的地位青云直上，1960年1月1日，晋升为董事；1964年1月，提升为副总经理。
恒生银行积极吸纳存款，到1965年挤提风潮爆发前，恒生的存款总额高达七亿两千万港元。
有较雄厚的存款做后盾，恒生董事长何少恒主动去寻找放贷市场。
当时纺织业、成衣业、塑胶业、五金业、玩具业等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前来要求贷款的工业家纷至沓来，其实根本用不着去找贷款客户。
《剑来》
何少恒认为，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不能等人家“求”我们恩赐；银行是盈利机构，物色准了客户，就意味着盈利。
他说：“栽培客户，就是壮大自己。”
他还说：“不要以为自己是客户的衣食父母，客户更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963年，恒生银行开办“银行业务初级进修班”。
目的是摈弃银号不适应现代形势的旧规陈俗，学习现代银行基础业务及管理方式。
进修班由利国伟主持，身为董事长的何少恒亲莅授课，学员有老职员，还有刚入行的见习生。
应现代形势的旧规陈俗，学习现代银行基础业务及管理方式。
按揭制度大大缓解了地产商和置业者，资金不足的困难，刺激了已成热潮的地产业迅猛发展。
银行按揭以土地、物业作抵押，是一项安全系数较高的贷款业务。但也有一个明显缺陷，资金回笼周期太长。
华资银行热衷按揭业务，恒生银行亦不例外。
港府长期奉行高地价政策，土地供不应求，地价日涨月升，这就造成“炒”风盛行。
一些银行盲目贷出巨款，为炒地推波助澜。
还有一些银行见猎心喜，手痒难禁，不惜动用自有资金和存户资金，直接涉足地产业，像当初廖宝珊一样倾力做地产商，大炒地产物业。
这样一来，实力单薄的中小银行普遍患有贫血症，库底空虚，流动资金枯竭。甚至有的银行，连存户较大数额的提款都不能及时兑付。
不少银行捉襟见肘，令存户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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