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安娜与暹逻王》也有棘手之处，那就是，虽然和玛格丽特·兰登这位原作者谈得不错，但里面的暹罗国王——拉玛四世，是现在暹罗国王的直系祖先，而暹罗王室不满该作品对拉玛四世的描写，进而一直禁止改编的电影在暹罗境内上映。
这和讲述一位美国军官与日本艺妓的爱情故事的《蝴蝶夫人》，在日本乃至香江很受欢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周闰发为了来好莱坞发展，在语言、工作方式上适应了不短的时间。首富先生便正好利用这个空隙，通过自己的人脉，曾经和暹罗方面讨论过《安娜与暹逻王》的问题，但进展不大——去那里拍电影的计划基本无法实现；将来公映的希望也不大；顶多双方算是达成了一个非公开的谅解。
到了现在，时间不等人了，反正暹罗市场的票房价值可有可无，首富先生便拍板决定启动拍摄计划——不能在暹罗实地取景，那就去自己的地盘——和暹罗相邻的扶南。
和两届奥斯卡影后朱迪·福斯特搭戏，拍摄预算高达7000万美元，娱乐媒体的追踪报道……周闰发还真有点吃不消如此沉重的压力。
唐焕忍不住好笑，于是单独叫过来鼓励道：“从小马哥到国王，风格跨越确实有点大，不过我相信难不住你。只要闯过了这一关，你在好莱坞就有继续混下去的资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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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处理起来虽然繁杂，但都属于按部就班，唐焕只是动动嘴皮子，具体工作便都被部下做了，他无须伤神。可新出炉的港督人选，却不免让首富先生皱起眉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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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前夕，华纳发行了一部由两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奥利弗·斯通执导的电影——《刺杀肯尼迪》，其改编自吉姆·加里森的小说《跟踪刺杀》和吉姆·马斯的小说《困境：杀死肯尼迪之密谋》，描写了新奥尔良检察官吉姆·加里森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始末，以及后来发现的事实。
奥利弗·斯通这几年佳作不断，《野战排》、《华尔街》、《生于七月四日》这些电影可谓名利双收，于是华纳非常信任地投给他4000万美元；反过来，奥利弗·斯通为了让这笔投资看起来物有所值，请了《与狼共舞》的导演兼主演凯文·科斯特纳，来扮演主角——新奥尔良检察官吉姆·加里森。
可以想象，把《刺杀肯尼迪》这样一个敏感的题材搬上大屏幕，没有那么容易。
从剧本的第一稿出来后，《刺杀肯尼迪》便遭到了《华盛顿邮报》国家安全通讯记者乔治·拉德纳的严厉抨击，自此卷入到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中。
当《刺杀肯尼迪》上映之后，众多美国主要报社都撰写社论，以严厉的措辞批评奥利弗·斯通亵渎历史、不尊重史实，以及他对时任副总统、后来继任为总统的林登·约翰逊，也参与刺杀约翰·肯尼迪这一阴谋的指控。
比如，《纽约时报》的伯纳德·文罗唱衰道——如果华纳能让《刺杀肯尼迪》走远，那就是好莱坞的奇迹；他还在文章中呼吁华纳做自我检讨。
再如，该报的文森特·坎比，通过针对这部电影本身所写的一篇评论，批评道：“奥利弗·斯通对影片制作采用的风格非常随便，很多很短的，频繁的，不知所云的，一个接着一个的镜头，夹杂着背景音乐、噪音，对话，还有更多的噪音，更多的对话，像夹心饼一样。”
甚至还有媒体直接发文“抵制奥利弗·斯通编造的事实”，来攻击《刺杀肯尼迪》。
当然了，也有媒体人赞赏《刺杀肯尼迪》，比如《华盛顿杂志》的一名资深电影评论家——派特·多维尔，但在提交评论时，被主编约翰·里姆伯特驳回了，理由是不想看到对该影片正面的评论，他和其他杂志的编辑都一致认为这部影片是荒谬的；为此，派特·多维尔当即辞去了职务。
与此相比，声望更高的罗杰·利伯特，就能发出声音了。他在《芝加哥太阳报》中对《刺杀肯尼迪》表示了赞赏，“这部电影的成就，不在于它解答了肯尼迪遇刺的秘密，而在于它正试图唤醒自1963年之后，在人们心中渐渐逝去的民族精神。”
做为导演，奥利弗·斯通个人自然是压力巨大，甚至在接受电视采访后，收到了死亡恐吓信。
梳理一下对《刺杀肯尼迪》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对新奥尔良检察官吉姆·加里森的描述是否准确，以及在改编的历史资料片中，加入了被人为混合的片段。
为了回应这些批评，奥利弗·斯通写了一本长达593页的书——《刺杀肯尼迪–关于这部电影的书》，其中包括了剧本的全部注释，另外还有97条来自支持和批评者的评论，以及340条研究记录。
在这种铺天盖地的争议声中，华纳对《刺杀肯尼迪》支持，可以形容为“力挺”，仅表示——由于电影时间过长，长达三个小时，上映场数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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