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到杨国龙这代，卓尼领地出现了个小问题，他的领地里有几千个汉人，都是陕西造反的或兰州避难的出身，在洮河两岸有了田地，形成四个集镇、建立十四个村庄。
过去也时常有躲避官府赋税徭役的汉人跑进山里当土人，但那都是形单影只，进了山里入乡随俗也就成了土人，充其量是个掌握技能多一点的匠人，不能造成多大的影响。
而这次他们成群结队，有的甚至举族入山，形成村庄就不一样了。
几乎在村庄形成的第一天，纸坊、砖窑、煤窑、木工坊、铁匠铺、医馆、印书堂这些东西就全冒出来了，家家户户男耕女织，源源不断地出产铜器、铁器、木器、陶器、农具，纸张、书卷、纺织物甚至衣物和兵器。
还有个秀才鼓动他出资办了一家土司官学。
僧人能提供的知识一下子就不宝贵了，反倒是他们占据的财富、土地和人口是那么刺眼！
这个时候，杨国龙只是对寺院存在的意义感到怀疑，但至少供养僧人还有点宗教方面扬名显誉，以此来扩大政治影响的意义，因此他没有下定决心，毕竟是几百年的老传统，也不一定就非要在他这儿断了。
就像只有等待洪流激荡，才能认出谁是真龙天子一样，杨国龙对寺庙的看法也是一样，只有等待才能分辨真知灼见的真经掌握在谁的手里。
然后各个教派的外援就都没了，去乌斯藏朝拜的僧人再也没回来过，想要追随他们脚步的僧人发现进藏的道路被截断了，是全方位地被截断了。
他们翻过雪山穿过草地，等待他们的是元帅府游荡在八角城的蒙械番子；他们艰难入川直走雅州，等待他们的是元帅府在打箭炉的明械番子。
那时候杨国龙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土司衙门上上下下都只是觉得自己落伍了，这元帅府究竟是个什么教派，这么流行？
毕竟对环境封闭的土司和头人们来说，这种落伍感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经历。
等待总能开出鲜艳的花朵，各路教派没有让杨国龙等待太久，尊奉格鲁派的和硕特国师汗就率领大军进驻青海，当和硕特与准噶尔在山那边围攻八角城时，杨国龙在山这边就地宣布全境改宗，信了格鲁派。
那乌斯藏是远在天边，国师汗的蒙古兵可近在眼前。
结果全面改宗还没改完呢，元帅府发兵摧枯拉朽地就把卫拉特联军击败收编，直到那个时候杨国龙才意识到有没有一种可能，截断进藏道路的就是这个元帅府。
寺庙的存在意义彻底没了，卓尼土司领地已经被这帮信祖宗的汉人完全包围。
一个难以想象的庞然大物，随着敦塔兀鲁斯的出现展现在土司杨国龙面前，他也小心翼翼地看着盘踞在身边的怪物成长，并从中谨慎地挑选有利于自己的智慧。
汉人给土司领地带来高速的繁荣发展，也同样使长期受明王朝保护的封建土司经济，受到来自义军的均平思想冲击。
当元帅府开始均田分地，杨国龙已经统治了整个洮州，小小的八寨三万人，在快速扩张下成为二十八寨、三百七十部、十二万番民的大土司，单是登记在册把守四面八分隘口的番兵汉兵就有两千二百人。
尽管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向元帅府上表纳贡表示臣服，却专门向河州派遣了一名头人，专门偷窥元帅府在河湟的文化、经济与土地政策，甚至还从百姓手里买了河湟种植的土豆和玉米。
就在去年秋天，河湟分地取得巨大丰收后的一个月，洮州卓尼土司就直接搬运了元帅府的均田政策与行政区划，一边拆大庙，一边同样编出五个镇、二十个乡、二百个保，把田地分给番民以乡保为单位进行集体耕作。
这倒不是杨国龙不能抵御属民压力，迷迷糊糊的东西就全盘照搬。
而是他拿着元帅府的土地政策看了整整一个月，发自内心地认同刘承宗的政策，并且认为这玩意比封建土司经济剥削属民更有效率……属于大家都很高兴。
他一户人家种十几亩地，他一年才能征上来一斗粮，不到五十斤。
而人家刘承宗就用了一点银子，一亩地就征上来快五十斤，给你银子你还得再从官府手里买其他的东西，银子又回去了，这他娘的是个什么盘剥效率？
怪不得人家靠十二万农民能养好几万常备军，他十二万人就只能养常备军两千二。
杨国龙疑惑了很久，他觉得不可能每个人都高兴，否则从前的老祖宗们早就这么干了，直到他仔仔细细研究了很久，才意识到想这么剥削百姓，需要的门槛儿非常高。
就一个铁制农具，就把九成土司都劝退了，根本不用考虑后面耕作、开采、制作的技术门槛，只有跨过这些门槛，还需要后续的良种、社学、兽医、医师、商贾等等专业人才的配合。
即使是以目前高度繁荣的卓泥土司领，很多地方也跟不上，但这一切对杨国龙的诱惑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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