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俊的想法还是要搞私盐，绕过官府加入到各地帮派、造反农民军走私的行列中，大量收购余盐，再利用自己官府身份，去掉中间环节，从盐场直接运往桂林可省掉一大半的盐价，目前的盐价高昂主要是最后环节出了问题，把原本只有二分银的盐价一路加价，首先是被盐场司令员，从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管勾一员，从九品这些官府提高二两银，这些盐银除了抽取一成余下上交到巡盐官员手中，除了朝廷规定的税外，还有“盐勾、盐商、盐牙、当地大户提升到了一斤盐三钱银，这还不算，广西的情况又跟别地不同，除了交通不便翻山越岭的高昂运输因数外，还有靖江王府的垄断后，直接把盐弄到老百姓吃不起的地步。如果自己去搞一个盐场弄的大一点，把析盐结晶区的盐田增多，产盐量还会提高不少，成本会更加降低。
私盐，即相对官盐而言，违反官府禁令私自生产贩售的食盐称为私盐。自唐起盐利所得已居全国赋税之半，北宋时期，盐利占全国赋税的三分之二，到了元朝，“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之半”。直至如今，朝廷官府的财政收入“其半取给于盐”，往后对盐利会越加依赖。食盐专卖的弊端之一便是官盐不仅估价高，而且质量低劣。同官盐相比，私盐则物美价廉，如从岭南贩至江西的私盐“纯白不杂，而卖钱二十”，民众更欢迎此类私盐，造成官盐滞销，于是官府便以政令强卖于民，为了防止私盐。朝廷《户律》规定“犯私盐者，不论多少，杖一百，徒三年”，另外还规定“有军器者”、“拒捕者”等加重情节。《律例》针对贫民为生计所迫贩卖私盐的情况有特别规定，“若贫难军民，将私盐肩挑背负，易米度日者，不必禁捕”，如允许年龄在六十以上，十五以下的老幼，或残疾、妇女等在注册之后，每日赴场买盐四十斤挑卖。但不乏有地方官吏贪图缉私政绩，将此类贫难军民当作贩私查禁，甚至加以刑讯逼供而致人死亡的事件发生。
目前沿海的盐场已经采用盐池的方式，宋元时期海盐才出现了“晒曝成盐”的晒盐方法。当前海盐的生产，晒盐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推广，到永乐年间，开始废锅灶、建盐田，改蒸煮为日晒。所以海盐的产盐量大辐度提高，而盐价却没有降下来，反而越来越高。
广东阳江盐场是有许许多多大小盐场组成，其中双恩场为最，灶户一千二百七十三户，灶丁二千七百七十三丁……咸水场灶户一百八十九户，灶丁三百三十七丁。双恩盐场共二十一廒，分布在阳江沿海各地，章子俊作为朝廷都察院的大臣，又有手握盐场开采权，自然联系上了总督都御史秦纮，双方进入了“深入交流”，原本运往梧州的阳江余盐全部改运到桂林大圩，谈判的结果每引抽银一钱，数量不限，把现在的沙扒盐场经营权买断，所产每引盐抽取三分银给广东以助军资，一钱为朝廷税收，由大圩盐道衙门收取。这样的话，一引盐的成本不到三钱银，加上运输搬运，人工管理到达大圩也不到六钱银，从大圩分销到整个广西最偏远的地方，盐商再加一倍的话，按一引盐二百斤计，每斤盐只不过六个铜钱。如果在桂林周围的话，每斤盐就是四个铜钱，价格降下来也不是什么好事，如果盐商、大户、靖江王府还是囤积垄断，把这样低价的盐销往到湖南、江西、贵州怎么办？这就要开具一个盐引“凭证”，首先要把盐商固定化，一个盐商指定一个销往地，从大圩盐道衙门交盐钱后会出具一张盐引“凭证”，这张“凭证”上写明了此盐销往县、镇一级所在地，不得销往别处，如果盐商第二次前来就要出具上一次销往当地官府的凭证，证明上一批盐已在当地销售，接下去可购买下一批。如果发现没有当地官府出具的回执，就取消了这个盐商的经营权。
章子俊很明白这样做漏洞百出，就像当年的开中法，如果不这样做又无其它之法，起码有一个约束，有一个条款可依。如果盐商不通过大圩盐道衙门，收购邻县大量的低价盐，贩运到边远之地，章子俊也没有办法。除了把控广西各地要隘外，最关键还是需要大量的供货。当几千引盐、几万引盐，甚至几十万引盐集中在一地销售，盐不能当饭吃，除了盐商外，一般的百姓也不会囤积。
目前的沙扒盐场有灶户六十，灶丁二百零六丁，为了多产盐，章子俊决定扩大盐田，招收更多的灶户，建更多的盐田，首先是准备晒盐的场地。
建滩都在平坦的沿海荒滩上，按一定的滩池数建造。池埂一般高约半尺，建成一个个方形池，面积从上到下每个方池边长一般为8步(每步五尺)，滩池由上而下逐个挖低，落差一般为3寸，上下池之间开有池门，用以向下流水。底池下筑坨台，俗称盐坨，以备储盐。滩池周围挖二面或三面大沟，俗称盐沟，以备纳潮储水。向海一面的沟堤，开一水门，设闸以备启闭。其外再开一“潮沟”，直通于海，用以引潮入沟，备盐沟纳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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